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探索——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从学术史上考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早有传统A模式和布朗B模式之说,前者注重从“经济”的角度看环境,是一种“浅绿”思潮的表征;后者注重从“环境”的角度看经济,是一种“深绿”思潮的表征。但无论是“浅绿”A模式还是“深绿”B模式,它们最终都走向了极端,无益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然而,一种超越于A模式和B模式的升级版C模式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它是一种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而凝练出的“一体三面四驱动”模式。“一体”即广义上的绿色发展,“三面”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而“四驱动”则主要指作为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和生态试验区引领的驱动路径。该模式各维度是相互联系和交叉渗透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六个必须坚持”引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好、运用好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既是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明晰其要义和核心要求,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生态环境系统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纪念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联合国确立每年的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每年的6月5日为环境日。自此,六五环境日成为我国的法定节日。通过六五环境日的宣传教育,全社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水平大幅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感性和理性认知都明显增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逐步强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域下“美丽辽宁”建设路径探索

文章着眼于“美丽辽宁”建设的现实课题,在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内涵基础上,分析了辽宁省生态建设面临的绿色低碳转型、污染防治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培育壮大绿色增长动能、大力提升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深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践路径,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美丽辽宁”建设。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理论维度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理念”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在实践维度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人口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以及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域实践的四维逻辑--以毕节为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也是毕节这类生态脆弱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必然要求。毕节在实践中从单一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到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从区域生态严重恶化、经济极度贫困到生态良好、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双重跨越,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和从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凸显出人口与资源利用的生态反思逻辑、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质效逻辑、具象探索到理论指引的发展逻辑、人与自然和谐的愿景逻辑等四维实践逻辑,为生态脆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向度和价值向度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及如今的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在新征程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短期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矛盾。基于此,要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相互融合,建设更加美丽的中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动力要素与实践进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文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视角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从政治领导力量、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等方面探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追求“五个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受“利益至上”发展理念影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西方现代化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扩张,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激化了生态矛盾。不同于服务少数精英阶层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冲破西方现代化藩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生态建设为实践,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

全国政协委员徐雪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秀美黄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广大环境资源界委员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新贡献。能够近距离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非常激动,又深受激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审视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域下审视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厘清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探寻建设美丽乡村的现实路径,以期为村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空间视阈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实践——以胶东地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胶东地区在此方面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典型经验,从空间视阈出发,讨论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在新人类生态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的生态空间观,为解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此观点,人类组织、社会活动与环境资源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共生性关系,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某种空间逻辑或空间秩序。胶东地区作为相对独特的空间单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中具有自身的空间特点,注重利用空间资源要素和优势,形成了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人口增长与空间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成为国内具有区域特征的现代化实践案例。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四重超越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问题因现代化产生,也应在现代化中解决。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经过百年接续探索于新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辩证统一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生态为民为价值取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化,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四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超越,不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也为世界各国走向生态现代化提供了道路选择。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4年1月1日出版的第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3年7月17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战略要求与实现路径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性、创造性、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入认识其本质内涵,科学掌握其发展规律,精准切入其实践路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高度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学谋划、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不断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又是其要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准则和标志;既是中国道路的有机内容,又是中国治理的重要视点。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中国道路与中国治理的视角,抑或是从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入点来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涵演进及甘肃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为美丽中国建设之甘肃篇章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首先,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这一科学论断产生的现实根基、重要意义及其内涵层次与演进关系进行了系统剖析,辨析了其产生的背景和内在逻辑;其次,结合新时代甘肃在环境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恢复等“人—地”和谐关系构建及发展方面的实践例证分析,表明了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是一条完全可行的科学发展之路、双赢之路,且其成效显著;最后,紧扣甘肃脆弱生态环境的天然禀赋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构建更高质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蓝图,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路径对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生成、现实基础与发展走向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效仿西方现代化中造成国内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迫切需要走一条扬弃西方现代化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不仅扎根于美丽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交织于助力绿色转型的区域合作以及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线的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展望未来,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将进一步明确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走向,既促进绿色的全球发展,又引领发展中国家走生态良好现代化道路,还有助于建设生态“为民、公正、共赢”的文明新形态。显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坚持将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与未来指向性有机统一,明确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者、贡献者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