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内在逻辑及时代回应——基于《自然辩证法》的文本分析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的逻辑起点出发,驳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人与自然关系建构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生态批判走向生态建构是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逻辑主线。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制度成因,试图通过彻底的制度变革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路。在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的基础上,恩格斯按照存在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发展逻辑开创性地阐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践遵循,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南,对推进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百年探索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从演进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经历了萌发、形成、深化与飞跃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最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价值层面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思想指导、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科学谋划、为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主要世界贡献。与此同时,这一重大的真理性思想所赋予的不容轻视的经验启示有: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依托,中国人民始终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积极贡献者与重要推进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生成逻辑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章主要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视角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质的探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弘扬、对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积极成果的承继、对西方国家生态现代化内在缺陷的反思。中国目前还面临着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困境,因此,要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普及,才能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建成美丽中国。

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浅说

从早年的《伍珀河谷来信》到晚年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恩格斯一生的重要著作贯穿一个重大思想主题,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本文把恩格斯的这一思考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以《伍珀河谷来信》为代表的萌芽时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形成时期,以《自然辩证法》为代表的成熟时期。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重要特征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溯到人与人的关系,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最终价值旨归。恩格斯的这种思考对于当代文明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理论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息息相关,人是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庸思想等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指明了理论方向;中国共产党人从以人为本到人民至上,从“绿色祖国”到“绿色发展”,从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到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守正创新,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三重逻辑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形成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新境界,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也为全球范围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断,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然状态并论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选择。笔者从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出发,解析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内涵,进一步深入研究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主要观点,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准则、人类起源的基础、人类社会产生的根源,指出人类要学会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变革社会制度以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在对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生态意蕴和主要观点剖析的基础上,笔者分析了恩格斯的人与自然思想与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人类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实践观,变革与完善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制度,坚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生态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演变探析——基于劳动观的视角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探索历程与其劳动观的生成演变紧密相关。正是基于马克思的劳动观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内在的世界观由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向唯物史观的深刻变革,才引发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以劳动观为视角,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探析,既有助于深化相关理论研究,也对推进我国绿色发展、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理论溯源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文章指出习近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思想的理论根源;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理论传承;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识的初步探索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六大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基本形成期。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深化发展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丰富完善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习近平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人学维度探析

十九大首次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在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指导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出发点,积极寻求人的合理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荀子生态思想中汲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智慧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萃取先秦时期蕴含在荀子思想之中的生态智慧——“敬天”“顺天”“用天”思想,实现了其在“生态文明理念”“生态哲学观”“生态消费观”三个维度的继承与发展,使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具备鲜明的时代性与先进性。深入挖掘荀子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智慧,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阈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两者在核心理念、思想脉络和现代化路径等方面深度融合。从理论建构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理念,恪守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原则,倡导系统全面的辩证法,运用矛盾分析法处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强调实践论精神,遵循唯物史观发展规律,激发全社会共筑和谐生态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路径上,要坚持理念引领、制度保障与行动落地相统一,通过构建全社会生态文明共识、完善法规政策与监管机制,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底蕴、内在要求和实践路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度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之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国在反思西式现代化发展教训后进行的自觉超越,是依据我国不断变化的具体国情对现代化进行的全新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为价值旨归,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重要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要以和谐共生理念引领生态文明体制创新,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向度,又为世界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启迪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批判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基础上,以劳动实践串联起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具有人—自然—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人化自然与历史自然的辩证统一性、生产异化和资本逻辑的批判统一性、现实生态价值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和谐统一性四大理论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瑰宝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泉源。汲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内涵精华,从坚持人本价值依归、把握实践自然本质、警惕异化自然恶果、秉持国际生态正义观四方面,为解决我国现实生态难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科学内涵、思想渊源与时代价值

文章首先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概括为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指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追求,以贯彻新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为基本方法;其次,分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渊源,主要为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自然观的辩证把握、对党在现代化探索进程中形成的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最后,总结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自然观的时代化与中国化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增添助益、为全世界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动力要素与实践进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文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视角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从政治领导力量、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等方面探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追求“五个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受“利益至上”发展理念影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西方现代化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扩张,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激化了生态矛盾。不同于服务少数精英阶层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冲破西方现代化藩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生态建设为实践,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