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以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多项Logit模型。研究结果:(1)样本区域农户具有较高的受偿意愿,96.67%的农户愿意接受人为活动限制补偿,75.78%的农户倾向于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2)寻乌县、安远县、郧阳区和房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分别为2988.02~3164.53元(/户·年)、2473.25~2560.41元(/户·年)、1884.07~1917.27元(/户·年)和1391.41~1426.34元(/户·年);(3)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低、家庭支出较低、劳动力数量较少、林地面积较大、政策熟知程度较低、政策作用感知较强、政策支持程度较低、政策公平感知较差以及所在地区为寻乌县和安远县的农户选择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的概率更大。研究结论:加快建立基于农户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按受影响程度计算的补偿标准以及充分重视补偿标准的差别化,是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政策的重要途径。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监管中的利益博弈

深入研究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监管对于满足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的条件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原理,构建县级政府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的“经济人”假设博弈模型和“生态人”假设博弈模型。结果表明,两种假设博弈模型中,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是否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县级政府惩罚力度和人为活动限制补偿资金有负向影响,县级政府监管成本具有负向影响;对于县级政府是否选择实质性监管,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的保护成本有正向影响,县级政府惩罚力度和人为活动限制补偿资金有负向影响,但在“生态人”假设博弈模型中,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消极(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获得的生态效益有正向(负向)影响。

农户理性视角下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选择

农户理性是设计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追求目标假设的不同,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理性可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四类。农户理性与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其中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家庭支出较小、农业生产经营能力较强、经济资本较丰富、社会网络较丰富、社会参与较多、人为活动限制政策了解和支持程度更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福利补偿,借钱额度较小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生态产业补偿,社会信任较高、生态补偿政策了解程度更高的农户倾向于选择资金补偿。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方式,要更加重视农户的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同时根据农户理性差异设计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