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人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及其批判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强调人对于自然的中心地位,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具有革命意义。但是,由于它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及至近现代,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下的人与自然发生了分裂和对立,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对此的应对和解决方法就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

“人为自然立法”何以可能?——求知欲视角下的新阐释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理念深刻触及了人如何认知事实真相的问题,但同时又由于忽视了求知欲指向确定性的内在诉求,包含着将这种立法仅仅归结为随机偶然的现象以及主张物自体不可知而陷入了逻辑自败的严重漏洞。实际上,一方面,认知能力有限的人们只有把求知欲指向确定性的诉求以必然性的方式加到事实上,才有可能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立法既不会迫使对象符合认知结构,也不会扭曲对象的真相,而仅仅是帮助人们形成符合事实的确定性认知。所以,只有揭示了康德理念的深度悖论,我们才能澄清人们是怎样通过为自然立法的途径正确认知物自体的内在机制。

从“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反思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的关系

从康德倡导“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反思西方学界有关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关系的主流见解,可以看出围绕这些基本概念存在一系列的语义混淆,并导致了严重的理论缺陷。只有深入辨析因果、必然、规律之间的微妙异同,指出因果是事实自身之间的“影响—变化”关联,必然是人们的认知在描述事实时达成的确定性状态,规律是人们有关事实自身周期性关联变化的确定性认知结晶,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论证,它们根本不像西方主流哲学主张的那样与人的自由势不两立,相反还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人们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同时,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向西方主流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将推动哲学领域若干难题的根本解决。

对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思考

康德哲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人为自然界立法"是康德在其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康德十分反对将人当成工具,他认为"人是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完成,并且把人在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占主体性地位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思想及其当代生态启示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人类中心地位,对人类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解放人类思维方式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康德认为客观世界(自然)的必然性来自于人,而不是客观世界。但人类夸大自身主体性,停留在感性认识之上,对待自然寻求绝对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总体布局的高度。新时代下“美丽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创新发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为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引和解决方案。

论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并清醒地认识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他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事实上,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根本精神.在认识领域,康德高扬了科学对自然的主体性,从而人为自然立法;在实践领域,康德主张人应该超越自然,从而人为自身立法.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康的"人为自然立法"思想.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对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学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体会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是指康德为回应休谟的怀疑论,以人的主体能动性,赋予认识对象即认识客体以主体的意义,使认识主体具有了客体的性质,颠覆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客观符合主观以及经验认识论主观符合客观的认识理路,创立了新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认识论的新体系。康德的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当下教育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对教育研究中的理论假设和应然理论框架,起到了方法论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如何综合时下实证研究方法与思辨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提供了启示;三是对解决当下我国教育研究中理论创新动力、能力和方法不足,推动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为自然立法”——高扬人类理性的命题

人类在与环境、与异已力量的抗争中崛起.回溯历史,入类曾不得不跪拜于自然的脚下,也曾在神鬼面前俯首听命。然而,人的骄傲本性驱动着自身挣脱受审者的镣铐。“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哲人们在迷茫中求证着人类在宇宙中霸主地位的合理性.

究竟是“人为自然立法”还是“知性为自然立法”?

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经常被浓缩为一个标志性的命题,例如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仅仅从这样的哲学命题出发来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往往会导致误解,尤其是当人们将“知性为自然立法”称为“人为自然立法”的时候,误解便在所难免了。我们只能通过全面把握哲学家的理论学说来理解其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尽量不要简单地从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去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

自然和人为因素对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以永昌县新城子镇马营沟村为例

在半农半牧地区,草原资源家庭责任承包制的实施使土地被过分细分到户,导致草地的破碎化。研究表明:强化草原管理有利于以草定畜,严格控制牲畜饲养量,草地超载及代牧现象减少;畜种改良使得传统的草原放牧向半放牧半舍饲过渡,大牲畜的饲养量出现大幅度减少;草地破碎化使得草地退化以定居点和水源为中心,沿着牧道呈一定的梯度形成辐射状的区域性草地退化趋势。通过草地的联户承包,共同经营管理,促进了草畜平衡制度的顺利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草畜矛盾,减缓了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

“人是万物的尺度”与“人为自然界立法”——兼论智者学派学说中的主体性思想和康德的认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

“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人为自然界立法”是西方认识论的两个重要命题。通过对两个命题的阐述与比较来揭示主题性思想在西方认识论中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把握西方认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

自然和人为灾难——妇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易受累

自然或人为灾难对人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灾难的种类主要有洪水、风灾、地震、饥荒和内乱,分别占世界灾难发生总数的32.40％、31.39％、15.97％、14.91％和5.32％。发生问题的原因是军事冲突、饥荒和食物短缺、煤的开采、地震、洪水、飓风、性暴力、遗弃儿童等。在灾难危害过程中,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危害最大、最严重,民事冲突和食物危机所致伤亡占比例最大,而亡、伤、残者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回归自然与反哺自然

回归自然和反哺自然是当代人自然实践的重大主题。其深层根据是价值系统控制反馈回路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和实践关系。回归自然包含"自然回归自然"和"人回归自然"两个层面,人之生死都应回归自然。反哺自然蕴涵着"人为自然服务"、对自然感恩和报恩、还债、自然责任和生态补偿等理念,其目的在于恢复自然价值、生物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机制,其目标集中指向"再造自然生态",创造生态财富的现代实践。回归自然与反哺自然具有共同的本质诉求,两者关系表明当代人最为紧迫的实践要求是反哺自然。

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学思考

原生自然是指原本存在的自然,供给人生存条件和资源,二者存在供需关系。通过人的行为而改变了的自然是人为自然,人通过劳动将自然物制成物品,二者出现了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原生自然对人类的供给和容纳人类的供给是无限的,供需完全可由市场调节。随着人改造自然的加深,原生自然向人为自然转化,无限自然向有限自然转化,市场调节的作用受到限制,需要由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

审美目的论:康德为自然立法与为人立法的冲突与和解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以"目的论"和解了其理论中"人为自然立法"与"人为自身立法"的冲突,实现了自由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完成了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在生态危机的困境下,康德目的论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性。

自然灾害研究中几个观念问题的讨论

本文从人类生活环境系统的整体观角度讨论了自然灾害的两重性、关连性及人类圈之形成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认为自然灾害从短时间尺度和小范围看是灾变，从长时间尺度和大范围看是一种自调节、自平衡过程；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双向效应关系；自然灾害的关联性（群发共生现象）是由其同源性、链发性和韵律性决定的；人类圈是地球演化进入新阶段的产物，它具有进行层次深、作用强度高、活动领域宽和通过信息实现调控的特点。建立上述观念，对灾害研究、减轻灾害损失，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语境下人的新定位——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转向

在生态哲学中过于强调自然界,反而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不够。事实上,生态哲学的关键仍然是人,只有人完成向“生态人”这一角色的转变,才能真正进入生态哲学之中。生态人,就是自由、自主地决定要与自然和谐共处,自觉地成为“自然的看护者”的人类。人类怎样确认自己,就会如何塑造自我,而人在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又制约或推动着自然的走向,在当今时代,人对于自然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本文将从自然人—主体人—生态人,这三种不同时代下人之定位的转变,来阐述人在生态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论康德哲学的批判主体性认识论

在充分考察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缺陷之后,康德提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批判主体性来建立新哲学,将以往的认识轴心完全颠覆:建立以"人"为中心,"自然"围绕"人"转,以批判主体性来构建主客统一的认识论体系,从而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关于SARS的灾害社会学反思

SARS在表现形式上是猝不及防的重大灾害,实质上是国人对疫病等灾害缺乏必要的准备。反思SARS,应当构建在正常运作中能够应对公共危机的社会机制,从对灾害的回应转为对灾害的风险管理,并把这种风险管理整合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管理中,在危机时刻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并整合社会资源,科学应对并有效化解风险。

新疆农田防护林退化现状和对策思考

新疆,作为农业重镇,其农田防护林是维护生态平衡、抵御自然灾害的关键屏障。然而,防护林退化问题日益严峻,威胁着农业生产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植被稀疏、生态功能减退等现象,凸显了自然侵蚀与人为活动叠加的双重压力。针对此,需综合施策:加大投入,持续扩建防护林体系;科学规划,优化林带布局与树种结构;强化环保教育,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并辅以政策引导与技术支持,确保措施有效落地。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将对遏制防护林退化、恢复其生态功能起到积极作用,为新疆农业的稳定发展筑起绿色长城,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