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与中国自然灾害的关系

自然灾害不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各种影响,对于人本身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从秦朝统一中国至清朝灭亡的2000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大小成百上千次农民战争。虽然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多数都发生在出现了自然灾害的时候。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史实证明了自然灾害是导致农民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并以史为鉴,提出几点警示。

论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社会功能及其互补关系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均是法学与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从法与伦理的比较角度研究二者的功能、特点、相互转化以及互补问题,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在伦理学界,基本上是一个新的课题。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法与道德的关系,发挥法与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是我们建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法伦理学所必须研究的重要内容。

道德与法律关系之新说

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保持社会秩序的两大主要手段,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古今中外法学界尤其是法哲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要重新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无疑这些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本文拟就此问题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

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持续、稳定且以低通胀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许多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然而,以何种手段或者说通过怎样的宏微观政策搭配方式,才能较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则是一个实践和理论均未能明确给出答案的难题。由于我国的经济加速成长肇始于16年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在其后的年份中一直是以改革来发展的,这似乎表明我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是制度变革提供的,用西方新制度学派的说法,是制度创新促成了经济成长。另一方面,不迟于改革开放起步年份,邓小平同志就已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关于法制作品题材的开拓与深化

关于法制作品题材的开拓与深化《四川法制报》贾宗耀一提到法制作品的题材，人们往往会把它局限在侦查、破案、审讯、判刑，或罪犯们的凶杀，抢动、偷盗、诈骗等等之内，其实，这是对法制作品的狭义理解。法制作品题材所涉及的领域太宽、太深，远非色情凶杀、侦查破案所能...

谈时髦

时髦,它与风俗、习惯、流传同时履行着调节人们行为的职能。它的突出特点是:作用的短期性、定期交换性和流行的循环性。时髦表现了人类向往现代化和倾心于革新。它一方面反对人类生活的单调。

沟通人们心灵的心理换位法

理解是友谊的标志、交往的基础。理解能使人愉悦,使人幸福,使人感奋,使人勇敢。正如一位哲人所形容的那样:理解是喜剧的作者,而误解则是悲剧的导演。据一项调查表明:有98％的人都需要别人的理解。但同时也有85％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为人所理解,或被别人误解过。以上这组相悖的答案,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理解与现实的失调。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优化人际环境,我们必须掌握人际交往中的心理换位法。

税收中性探析

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认为税收中性思想滥觞于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发现。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风建设中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的关系

作为表现多样、渗透广泛、成因复杂的党内不正之风,纠正起来必须靠多种办法,即采用诸如加强思想教育、严肃党的纪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监督机制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才能奏效。笔者以为在综合治理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各措施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本文仅就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的关系略陈拙见。 一、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互为分离。

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述评

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起源较早、历史悠久,经过数千年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精粹,对人们行为具有指导意义和作用。

走出思想政治工作的误区

走出思想政治工作的误区何志春，张黎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相应变化，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区，正确辨析并走出这些误区，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一）误区的表现误区之一...

燧石、陀螺及其他

一位哲学家说,人才是一块燧石,只有当他受到敲击的时候,才有可能迸射出灿烂的火花,燃烧起熊熊的成就之火。 一位诗人把人才比做陀螺,只有不停地抽打,才能使他不断地飞速旋转。

法治、良法与民主——兼评拉兹的法治观

在法学界对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各种解说中,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倾向。他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The Authority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的第十一章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法治的看法,并在该章前言中集中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它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但是若是那样,这一术语也就失去了任何用途。仅仅为了去发现信奉法治就是相信良善应当获胜,是不必求助于法治的。法治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法律制度或者缺乏、或者多多少少地拥有这一理想。此乃共识。同时可以认为,法治只是一个法律制度可能拥有以及据以评判该制度的优点之一。它不应与民主、正义、平等(法律或其他事物面前的)。

盘古之谜的阐释

神话,早已成为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人们普遍意识到:神话中包含着真正的信史。在早期人类的活动痕迹中,似乎也保存着理解今天人们行为与意识的钥匙。神话也在成为哲学——不论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或原始思维的研究,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比较哲学的研究——所要揭示的对象。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细致,中国神话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也更多地被涉及、被谈论。 为此我们选登两篇从不同角度讨论神话的文章,以期引起哲学工作者的注意。

主体性效应、反主体性效应和哲学认识论重点的转移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7页)。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即人类活动的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与动物揖别以来,人类就以主体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但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依赖只有通过对于自然界的掌握才能现实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