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古代书目中的秩序:文献、人伦和天道

以《七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书目的文献秩序源自对"道"的模拟,"道"兼具社会秩序和天道秩序的双重内涵,文献秩序认同就是社会人伦秩序认同和天道秩序认同。古代书目既从天人秩序的高度规划文献秩序,从而使文献秩序具有本体依归;又使天人秩序在书目文献活动中显现为当下实践,从而消解了天人秩序本体的抽象意味。它在本体观和宇宙论的层次上讨论了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本质,适应并支持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立必须批判继承中外法治传统,而现代法治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当法律与亲情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学术界大多从人伦秩序的维护及法律对亲情的关照角度,援引古代司法中的"亲亲相隐",这有其合理价值。但在当前恶性犯罪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公共秩序的维护亦不容忽视。

法治与人伦：传统儒家法秩序的现代价值

传统“伦理法”所强调的人伦价值与现代法治并不矛盾,具体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或许随着时代发展而被社会所扬弃,但背后所蕴含尊重人伦,尊重生活情理的法律价值则将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思路可借鉴传统“伦理法”。传统“伦理法”的最大意义在于滋养了传统法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共识基础。儒家通过“化民成俗”的德教实践,将君臣、父子的人伦秩序内化为社会上人人所奉行的基本价值共识,并通过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将伦理与法律巧妙融为一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治建设中发挥了社会价值“最大公约数”的重要意义,其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引导法治建设认知与实践的统一,使国家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通约。

人伦秩序的泛艺术化建构——论中国古代民间美术的教化意蕴

教化是中国文化的特有概念，有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之意。教化可以理解为一种以道德伦理建构为主要内容，以建立政治秩序和人伦秩序为目的，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社会化活动，既具有教育特性，

中国传统社会畸形的人伦秩序

君责民贱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伦秩序的总根源,而历代为中国人视为美德的“忠”字就是打造这一畸形人伦秩序的最主要的工具。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新论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对家族文化概念的理解 上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家族文化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主要由三 个层面构成,即人伦秩序、道德情感与价值理想。

现代家庭功能弱化的道德后果及学校教育应对

一．家庭是个人道德成长的起点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它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通过家庭形成的各种关系乃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家庭观念强烈地渗透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以之作为一切社会关系和人伦秩序的原点。道德和德性是以伦理、人伦为前提的，而中国文化认为伦理最深厚的根源在于家族血缘的关系之中，血缘关系为伦理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

洪深剧作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从伦理角度来研究洪深的话剧创作,我们主要通过作品中的叙事话语形式来展现一定的伦理思想,从而了解作家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判断。尽管洪深在剧作中并不刻意凸显伦理思想,但是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他在创作中注重人伦秩序的维护,人物形象评价依据传统的道德标准等,这都使他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伦理态度上与其他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从伦理角度来研究洪深可以深入揭示其文化伦理立场及其伦理思想的独特性。

《周易》乾坤模型研究

朗朗乾坤,生成万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宇宙运动变化由乾坤而定。古圣先贤从自然运行中寻求规律,思量着人伦秩序与吉凶祸福,建构着尊卑刚柔的乾坤模型。有吉凶祸福就有是非伦常,有乾坤模型便呈现宇宙万有,儒学思想家深谙宇宙矛盾冲突,从中挖掘趋吉避凶生存法则,产生深邃道德伦理思想,以致代代相传,逐渐演成实干兴邦道性与道行、德性与德性以及道品与德品,成为“修齐治平”简洁奥妙的顶层设计,这便是《周易》。

乾坤模型研究

朗朗乾坤,生成万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宇宙运动变化由乾坤而定。古圣先贤从自然运行中寻求规律,思量着人伦秩序与吉凶祸福,建构着尊卑刚柔的乾坤模型。有吉凶祸福就有是非伦常,有乾坤模型便呈显宇宙万有,儒学思想家深谙宇宙矛盾冲突,从中挖掘趋吉避凶生存法则,产生深邃道德伦理思想,以致代代相传,逐渐演成实干兴邦道性与道行、德性与德性以及道品与德品,成为“修齐治平”简洁奥妙的顶层设计,这便是《周易》。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初探

孟子在德性论体系中,研究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提出了去利怀义的义利观,制民之产的恒产论和劳力与劳心的社会分工理论,把社会经济生活统一到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运行之中,论证了经济活动的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统一性,在入伦秩序中建构了其经济伦理理论.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在科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天下。＂这里的＂人文＂指传统意义上的礼教文化,主要包括社会人伦秩序、精神文化现象及其规律。新的＂人文精神＂主要指蕴含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精神导向,

对完善我国调整两性关系法律的思考

两性关系主要是指性行为所引起的两性之间的人身关系,我国现行法律回避了两性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应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在变态性行为、婚内强奸、传播性病、性无能、事实婚姻、婚外通奸、性交易、强奸和性骚扰等方面完善立法,以捍卫人伦秩序,维护两性的权益。

医院人文建设之管窥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人文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意，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别，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人文”，在医院建设工作中主要就是“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具体落实。在我们大喊“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同时，医院又“最大限度地以经济发展为重点”，抓住机遇竭力扩张。医院的人文建设，就是要让患者感受到医院是真诚地为他（她）着想，为他（她）健康考虑。

孔子仁学结构及精神

仁学是孔子创立的一个思想体系，它代表着一种靳的社会人伦秩序。既然是一个体系，就应有它的结构、层次和特征。既然是新创立的一个思想体系，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人伦秩序，这就发生了与原有的意识形态、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就发生了为社会哪些人立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