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立法问题研究——兼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和伦理层面上的问题,基于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规范。我国亦是如此,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原则、法律调整范围、器官捐献人和接受人的范围、器官移植的监管与协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论证。2007年3月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我国效力最高的器官移植法规。但该条例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框架的初步构想及其伦理使命

借鉴国内外相关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的构成以及各系统职能进行初步探讨。研究了该体系在阻止人体器官商业化、提高人体移植器官分配的公平高效性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对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伦理审视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经颁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是一种公认的涉及敏感伦理问题的外科手术。通过分析《条例》是否充分体现了国际通行的生命/医学伦理原则,研究了人体器官移植进行进一步伦理规范的必要性,提出了人体器官移植应遵循的具体医学伦理原则。特别强调了其中的"公正"实体原则和"伦理审查"程序原则。

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原则”

公正具有"等利(害)交换"的属性,公正原则的根本问题是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公正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运用,即为医疗公正。在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要坚持对器官移植接受者和捐献者的公平与公正原则,要建立实现公平与公正的有效社会保证机制。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本文认真分析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必要性与可行性,深入探讨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人民健康第一原则、效用与公平原则、规范程序与便于操作原则、违法必究原则。进而对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科学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机构伦理委员会结构的构想

建立结构合理的人体器官移植机构伦理委员会,是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和必备条件。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据委员会履行职责的需要,建议参照国际惯例,结合实际,对委员会成员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委员会成员结构的多样性及规模与构成比例等要求进行讨论,从而提出科学规范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机构伦理委员会结构的建议。

加强行业管理 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逐步开展对肝脏、心脏和肾脏等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工作。近5年来,随着国际医学研究交流频繁,国内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加大了对器官移植技术上的投入,使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发展迅猛。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医疗费用过高、买卖供体等问题的出现。因此,如何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从尊重生命权看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试论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权利保障困境及出路

由于人体器官资源稀缺性等诸多原因,实践中器官供体的知情权、器官支配权、医疗保障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社会救助请求权等权利经常受到侵害。加强、改进器官移植供体权利保障,须构建"一个保证,两个手段"的权利保障体系,即根本保证——拓展器官来源渠道、增加器官供给,远期手段——构建科学、合理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律法规体系,短期手段——建立切实可行的器官供体权利社会救济保障制度。

对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解析

人体器官移植由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和人体器官摘取行为构成。其中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属于传统医疗行为范畴,适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人体器官摘取行为则仅是医疗援助行为,但因存在合理的受害人同意而阻却了其违法性,在适用上可准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主要包括人体器官买卖罪、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罪、非法使用尸体罪和异种器官移植罪。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立法缺失,是导致这些犯罪日趋增多的主因,因而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析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有推定同意权的"亲属"的限定范围过窄,阻却了第二、第三顺序亲属实施推定同意的权利;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未排除实施器官移植的专家的参与,可能影响论证结果的客观性,且伦理审查时限不明;在违反《条例》的法律责任中,排除了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器官且其家属也未表示同意捐献尸体器官,而对其实施器官摘除的情形。缺失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明知器官来源不合法或实为买卖器官却加以利用并实施器官移植的法律责任。建议尽快根据《条例》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以确保《条例》的正确实施。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首次将非法移植人体器官行为纳入刑事立法,我国刑法理论界研究较少,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研究器官移植的立法沿革,界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探讨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意义重大。

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社会化

人体器官移植从动物器官移植和人造器官应用发展而来 ,其成功的前提是找到适应的器官源。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不仅受制于器官获得与否以及经济上能否承担两个方面 ,而且受社会大系统中诸多因素影响 ,并且要求社会作出相应的调适 ,就此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文章基于这几方面内容 ,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如何被社会认同和接受 ,即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社会化。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缺陷和修改建议

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提出修改建议:在第一条中明确供体权益保护优先;附条件地增加捐献尸体器官的亲属范围;明确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尸体器官供体并进行严格规制;严格限制下允许成熟的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法律表述中区分“供体”和“捐献者”。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探究

近几年来,在人体器官移植方面我国出现了日趋活跃的地方性立法活动,这对我国全国性的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立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国内地方性立法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见解。

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与WHO《指导原则》的差异比较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WHO《指导原则》在供体来源、权益保护、补偿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为更大限度地发挥器官移植在促进健康方面的作用,我国应实行明确同意和推定同意并行体制,确定脑死亡标准,适当扩大活体供体范围,并建立一定的补偿制度。

关于扩大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研究——兼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配套与完善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运用,活体器官紧缺已成为重要瓶颈问题之一。我国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已上升到行政法规层次,但关于器官供体来源的规定却过显保守和简单,有必要从确立脑死亡标准,构建器官捐献法律规制体系,扩大活体器官受体范围,细化活体器官供体主体资格,建立器官捐献鼓励与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新考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