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品质、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通过提升地方品质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利用全国284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的需求视角出发,分析地方品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品质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使用系统GMM和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品质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提高本地区创新型人才的集聚水平,促进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市特征方面,地方品质对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显著;在空间特征方面,地方品质对西部地区城市和国家级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地方品质的视角切入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问题,为探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持续创新——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前后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能显著促进企业持续创新,且人力资本技能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升级是上述创新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创新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地,在员工持股计划特征层面,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的筹资方式、员工认购比例的提升,以及锁定期限和存续周期的延长,都会促进企业持续创新。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数据资产、人力资本升级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区别于数据资产的规范性研究,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上市公司的数据资产指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数据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升级在数据资产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据资产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有效驱动力,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从中介效应来看,数据资产带来的人力资本升级,即员工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第三,对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而言,数据资产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从企业价值的视角,检验了数据资产“入表”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在理论上拓宽了数据资产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在实践中为企业利用数据资产优势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远景目标,“富裕”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构造一个反映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检验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推动“富裕”和“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既有利于“蛋糕”做大,又能有效促进“蛋糕”更好地分配,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城镇居民,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推动了“富裕”和“共享”目标的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城镇,间接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从而实现其增长与平衡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在低收入省份更加明显,而在高收入省份不显著。

以数字技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的跨国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数字技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机制,并采用全球118个国家1990—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结合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人口“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进而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其作用途径主要通过提高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增加闲暇时间和促进环境改善四个路径来实现;数字技术在改善健康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应加大医疗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实现现代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大数据、医疗全流程、医疗健康行业相关方多要素融合,创新中国式精准医疗发展模式。

工业机器人、人力资本与就业——以纺织产业为例

工业机器人深度应用与就业协同发展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探究如何以数智化转型带动高质量就业,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纺织产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一方面对就业数量产生了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提高了就业质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同时弱化了这两方面的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纺织产业平稳型和提高型发展省份、男性或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数量替代效应更大;2013年以前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数量的替代效应和2013年以后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研究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视域下,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对三系统耦合机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采用GM(1,1)预测模型对2022—2026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呈现增长趋势,整体水平较低,高等教育发展最快,但在三系统中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全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截至2021年达到勉强协调状态,整体水平依旧偏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且持续存在,整体上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特征与梯度格局;2022—2026年耦合协调度有所增长,大致延续了2010—2021年的变化趋势,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且地区差异依然存在。为此,我国需要发挥高等教育核心枢纽的支撑作用,依托新质人才培养促进“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政府要在宏观战略上统筹“三大战略”,形成“三位一体”螺旋发展合力;各地区要明确内外差异与发展重点,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双重调节下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

研究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集聚与经济发展均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分布特征;高等教育集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不显著;与科技研发的交互项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对高等教育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合调节作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此,不仅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重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要聚焦人才培养、引进、科技研发,实现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的有效结合,发挥高等教育的经济增长效应。

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基于城市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

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城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收入差距,而数字鸿沟中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教育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程度;(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地区间、收入水平和金融城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相关研究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全球创新网络嵌入、人力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

技术创新模式正由传统的线性和链式形态向多元主体共享合作的网络模式转变,企业创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构建了用于讨论全球创新网络嵌入、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之间微观互动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运用201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决策受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二者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正向的循环累积效应;人力资本结构存在最优配置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创新绩效;地理区位、本地创新资源禀赋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等外部市场环境也会影响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和创新水平。研究表明,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引导企业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协同人才结构优化策略,开创科技发展新格局,不仅是新时代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举措。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潜力较大;就性别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在男性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影响更大,而健康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的方式增加其对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例;健康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强,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提高。据此,应加速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金融环境,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拓展了解金融信息的渠道,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新疆南疆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收入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南疆四地州微观数据的考量

基于微观视角对南疆四地州农村短期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解,探究南疆四地州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提升路径。通过对南疆四地州调查的数据进行贝叶斯网络构建,预测所构建指标与非农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及重要性;通过fsQCA分析法,以11个前因条件为依托,提取南疆四地州农村农民非农收入的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收入与劳动力健康投资联系最为密切,且农户非农收入受限于自身禀赋;新疆南疆四地州非农收入有四条提升路径:“健康投资+自身禀赋+培训投资”驱动型、“自身禀赋+健康投资”推动型、健康较差的全要素推动型和受教育较差的全要素推动型。综合四条路径可知,劳动者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是否有职业证书、教育支出、医药费是南疆四地州非农收入提升的核心条件;从短期来看,非农收入的提升得益于农户自身资源禀赋和上年的短期技术培训投资。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重视南疆四地州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增强财政支农力度,优先健康投资,兼顾技术培训投资,着重教育投资,做好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换,更好地服务于新疆农业现代化。

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下的辽宁省农户福利测度分析

研究不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人力资本三类,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农户福利水平测度,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农户福利水平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等结论。提出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女性健康资本等政策建议。

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时序演变及空间集聚性分析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也是加快释放人才质量红利、推动我国经济转向人才创新驱动的动力保障。通过实证分析对2010—2020年31个省份四系统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全国与各省份高等教育、科技、人力与经济等四系统发展水平整体上升,其中,经济增幅最大,人力资本增幅最小,高等教育受扩招影响提升缓慢,科技创新整体上涨但波动剧烈。在观测期内,全国四系统耦合呈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发展态势,并呈东部高-高集聚与西部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与浙江耦合等级和等级提升均高居全国前列,马太效应突出。截至2020年,中西部各省份均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下”水平,其中,17个省份四系统耦合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应坚持系统观念,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加快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差异化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激活中西部人口质量红利。

财政资助能否提升人力资本?——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资助是中国特色重大专项转移支付。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固定效应模型,依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考量财政资助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资助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具体表现在对个人非认知能力及其外向性、尽责性与开放性的提升。同时,自我教育期望和父母陪伴在财政资助与人力资本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应进一步深化财政资助工作的育人属性,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因人施策提升财政资助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