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何以“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人力资源双重关注模型的跨层次效应研究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而乡村教师的发展则是教育振兴的关键。因此,如何打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已经成为了目前的核心管理议题。然而,少有实证研究从组织层面探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乡村教师工作结果和职业生涯的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本文探讨了人力资源双重关注模型对乡村教师离职意向、工作绩效和职业成长的影响以及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通过对51所学校和690位乡村教师的匹配数据进行跨层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发现:维持导向人力资源实践对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职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绩效导向人力资源实践对乡村教师离职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工作绩效和职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繁荣在人力资源双重关注模型与离职意向和工作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工作繁荣在人力资源双重关注模型与职业成长之间没有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的管理路径,激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完善乡村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实现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降低政策实施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政府的环境目标硬约束更能显著推动用能权交易制度实现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通过激发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实现碳减排,政府的环境关注度能够有效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提出因地制宜地扩大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范围,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建议。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机制检验表明,员工持股计划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媒体关注度越高以及所处行业竞争度越高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文在理论上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发行绿色债券对电力行业ESG表现的影响——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文章选取2016—2021年沪深A股电力、热力、燃气及生产和供应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发行绿色债券与ESG表现的关系,考查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企业ESG表现提升。企业所在媒体关注较高时,绿色债券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ESG表现的影响更明显;绿色债券对政府补助较多的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

府际合作与公众关注度: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治理效应研究

京津冀大气污染严重,治理效果甚微。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京津冀开启了府际环境合作治理模式。(1)公众关注度在区域联合执法改善大气污染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2)融合了府际合作治理的自上而下分析路径以及公众环境关注与参与的自下而上分析路径,京津冀联合执法行动对大气污染产生怎样的治理效应?文章基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日度数据同时引入公众关注度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论证府际合作对于公众关注度的促进作用以及分析联合执法行动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联合执法有助于激发公众的环境关注度进而提升联合执法的大气污染治理效应;北京及其邻近城市的执法效果优于其他地区;北京地区的执法行动对周边城市有显著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分析师关注与股票流动性——基于沪深港通机制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沪深港通机制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和2012—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机制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股票流动性,且分析师关注的提高是沪深港通机制提升股票流动性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沪深港通机制对股票流动性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没有QFII持股的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

政府创新激励干预下的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以“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为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股票市场与企业研发活动的联系愈发紧密,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虽然现有以公司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为核心研究两者关系的文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外部政府干预的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本文以“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为例,对分析师关注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机制和政府创新激励对该机制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基于文献建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引入A股制造业企业2013~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机制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有负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创新激励的信号发出后分析师关注对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又具有独立于原有效应之外的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分析师关注会基于“施压机制”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而政府创新激励的出台则能创造条件使这种“施压机制”激励企业为研发活动投入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分析师关注原有的消极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2008-2021年A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媒体关注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重污染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媒体关注对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关系中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三、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的创新影响因所有权异质性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而存在差异。

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ESG分歧——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厘清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ESG分歧的影响对企业践行ESG理念与推动现代供应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以2015~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ESG分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了企业ESG分歧,环境信息披露的增加与媒体关注度的提高是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ESG分歧的主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带来的企业ESG分歧下降,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提升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为ESG分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对于理解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整体上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非重污染行业、非国有企业影响效果显著。机制分析显示,该政策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正确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等提供了借鉴参考。

社会冲突的消解与释放:基于冲突治理结构的分析

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治理结构是由政府单一主体把控,从中央到地方强调"谁主管,谁负责"的模式,市场与社会力量尚未有效参与到社会冲突治理当中来。这是一种缺乏结构洞、密度极大、群集度极端聚焦的社会冲突治理网络结构,会使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共部门出现对社会资源的"虹吸现象"。为了有效应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我们应从注重政府监管转变为注重政府引导,将大部分社会冲突的治理放权给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一个饱含结构洞、密度分散、结构扁平的社会冲突治理网络。通过社会组织架设的信息沟通桥梁,促进冲突双方的信息对称性和彼此关注程度,从而引导各群体在社会冲突策略选择中由"对抗策略"或"漠视策略"向"问题解决策略"或"让步策略"转变。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