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人口密度与厚实市场——内生分工的经济分析

本文在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权衡中,创新性引入人口密度的双重外部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借助于产消合一的内生专业化模型,来分析影响人口密度的经济因素、解释人口密度在分工网络中的作用原理。均衡及比较静态分析显示:交易效率改进,将促进区域的最优人口密度增高,强化交易品的专业化水平,扩大分工网络,增强人口密度在分工网络中的正效应——放大技术生产力,节省学习投入,扩增产品的消费和交易种类,提高总产出量、市场容量和产销转化率,促成交易密集的厚实市场,从而减轻人口稠密和资源稀缺的负效应,导致人均真实收入上升。本文模型有助于破解人口、分工与增长之谜。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双重外部性为分析视角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既引发数据安全风险等负外部性,也会带来分享经济价值实现等正外部性,“大数据悖论”现象揭示了双重外部性成因。基于“外部性内在化”原理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并赋予数据控制者以大数据财产权虽有助分别规制其双重外部性,但网络大数据背景下其双重外部性规制彼此交互影响而面临两难困境。法经济学关于“损害之相互性”理论证立了基于“风险导向理念”规制个人信息处理以破解其两难困境的经济逻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赖个人信息处理的“外部性外部化”而实现分享经济。法经济学关于“公地喜剧”理论证立了基于“外部性外部化”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而满足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的经济逻辑。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有赖从“压制型法”到兼及“回应型法”的理念转换,从“外部性内在化”兼及“外部性外部化”的机制并举,从数据资源权利配置兼及数字技术权力干预的措施协同,实现大数据产业创新与个人信息安全的有机平衡。

“数字战役”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 行为的利益平衡机制--基于双重外部性视角

“数字战役”背景下,大数据分析及数据价值挖掘不仅因“数据红利”带来个人信息数据在研判疫情发展态势、实施精准防控策略、完善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的正外部性,也会引发个人信息泄露、隐私侵犯、权利损害等数据安全风险的负外部性。由于多元主体间不同诉求的冲突与矛盾,其双重外部性呈交互影响、交互损害的两难困境。文章在对个人信息权进行权利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双重外部性规制有赖于构建“外部性内在化”与“权利救济”为一体的保护体系,以推动社会整体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现金持有外部性研究

文章以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展开检验,分析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以及环保费改税产生了何种间接外部性。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实施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增加,但是企业现金持有价值下降,产生了负向的间接外部性。此外,环保费改税增加企业现金持有在重污染企业、东部地区和税负提升幅度大的省份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为环保税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政策建议。

生态科技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及矫正机制研究

生态科技创新在技术扩散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双重外部性,导致其供给不足,因此有必要同时从技术扩散角度和环境保护角度设计矫正机制,提高生态科技创新的供给。本文建立多区域创新研发模型,从数理逻辑上分析双重外部性的扭曲效应和矫正机制,并基于全国2003—2018年城市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验证矫正机制的效果。主要结论为:第一,相比非生态科技创新,生态科技创新面临更为严峻的供给不足问题;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税可以矫正生态科技创新的外部性;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税存在互补效应,两者共同作用可以进一步提高生态科技创新水平。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4—2018年中国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推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作用机制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进一步通过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池效应最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拓展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区位、规模和等级差异。鉴于此,可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建设范围,对于不同区域、规模和等级的城市实施差异化政策,多措并举激励城市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生产者延伸责任的双重效应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资本逐利的本能驱使下,成本—收益成为几乎所有企业的共同思维定式,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的确立压缩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但是,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推行也给企业发展带来契机;推动生产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生产流程再造,重新塑造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形象,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考虑双重委托代理的平台型供应链金融激励机制研究

在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根据银行和融资企业在供应链融资中的不同地位,建立银行和融资企业对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平台为融资企业付出的努力水平对银行产生的正向外部性越大,银行付出的最优激励报酬越高,融资企业付出的最优激励报酬越低;供应链金融平台为银行和融资企业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越高;银行、融资企业和供应链金融平台三方的预期收益都越高。融资企业可以通过付出较低的激励性报酬促使正向外部性的产生,最终实现三方共赢。

数字信息产品著作权资本的运作逻辑、效应及其治理——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视角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信息产品著作权资本运作逻辑表现为互联网技术与著作权资本的交互作用及其引发的资本螺旋式增值效应、著作权法与著作权资本的交互作用及其引发的排他化效应,以及市场主体地位关系的变化引发的著作权资本的优势累计效应。然而,该领域资本的过度运作,也导致了诸如著作权资本的不当获利冲动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大众权利与著作权资本权力的过度冲突、产品内容同质化与公共领域的萎缩等一系列负外部性。究其深层原因,是数字信息产品著作权的新属性——策略性合作资产的出现及其强化、著作权使用的私人效率与社会效率的局部失衡、著作权法律系统双重结构性目标的局部失衡等诸多深层影响因素所致。因此,采用结构化介入手段以确保制度建设内核的正义与正当性、创新制度安排以有效平衡私人效率和公共效率、完善著作权制度体系以规避著作权法系统双重结构性目标失衡的风险等手段,有利于科学治理在该时代背景下由著作权资本过度运营所产生的诸多负面问题。

双重集聚外部性与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

城市群是经济空间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群地区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双重集聚外部性，即单个城市聚点外部性和城市间网络外部性共同驱动的结果。基于1997～2010年我国22个城市群128个城市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理论观点。具体来说，聚点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市场规模、教育与研发、FDI集聚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促进作用；网络外部性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城市群分工协作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促进作用，城市群知识共享更多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升，而FDI城市群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经验证据还表明，东部城市群的双重外部性显著强于中西部城市群，因而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率；核心大城市的双重外部性强于外围中小城市，由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双重外部性行为的社会规制政策探析——以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政策为例

外部性行为可以分为纯正外部性行为、纯负外部性行为和双重外部性行为。其中双重外部性行为的综合社会影响比较难以判断,相应的规制政策很容易发生政策失灵。本文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对双重外部性行为及相应政策进行了剖析,从和谐社会理念的贯彻、政策问题论证、规制方式选择和利益补偿的提供等几个方面提出针对双重外部性行为的社会规制政策的完善举措。

疾病传播与人口密度和规模

现有关于城市人口规模和人U密度的研究,从未否认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疾病传播(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负外部性)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管理)和科技作用下,可被极大削弱。在疾病研究、治疗和预防上,人口规模有正面作用。即使存在人口规模和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在发展政策上要通过人为干预去限制城市人口规模。认为大城市缺乏管理疾病能力,同时又认为大城市存在管理人口规模的能力,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欧美博弈及中国因应——基于双重外部性视角

近年来,大规模的个人数据频繁在国家间流动,多层次地影响着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欧盟与美国在这一领域展开新的规则博弈。欧盟秉持的数据本地化理念与美国倡导的数据自由流动主义导致两大体系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但共同趋势与妥协合作仍为全球治理预留了空间。不论是博弈对抗还是协调合作,均是数据流动外部性特征的体现。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既会产生数据治理理念输出等正外部性,也会引发国家安全威胁等负外部性,双重外部性交互影响使规则制定陷入僵局,而利益平衡成为破除规制困境的逻辑前提。因此,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描绘的个人数据治理中国方案,未来我国应采取回应型治理模式,强化数据主权表达,积极应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趋势、完善跨国企业数据合规要求、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以期实现多方利益平衡。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研究

深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制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诸多因素,提出从政府规制、行业中介组织监督评价、消费逆向拉动、顾客参与因素等四方面的激励机制,为构建绿色创新型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移动通信单向收费定价策略研究

随着移动通信业务的飞速发展,其收费模式和定价策略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本文从中国电信产业现状出发,对移动通信单向收费定价策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网络外部性对移动通信市场有福利增加效果;②产业发展早期,可采取呼叫付费原则发展移动通信;③产业发展后期,可采取分离付费原则增加社会福利。

开发区升格、集聚外部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开发区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009年开发区升格工作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开发区进入到重视质量建设的新阶段,升格后的开发区将会在我国出口升级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各地开发区升格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究开发区升格对地区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开发区升格政策有效促进了城市-行业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开发区升格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市场化、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作用效果更为显著,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促进作用更大;(3)开发区升格政策推动了区内主导行业出口升级,并且这种政策效应依托主导行业,通过中间品、劳动力和知识外溢渠道,带动了地区关联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当代技术创新的“绿色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研究脉络及发展趋势考察

与近代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特点相区别,当代技术进步和创新开始注重“绿色化”,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理论界及实践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文献归纳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热点研究问题,并系统梳理了研究热点的演进脉络,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生产商-零售商双边垄断中的所有权配置效应研究

文章在生产-流通-消费框架下,在供零双边垄断这一纵向关系中考虑了所有权配置效应问题。发现所有权配置会对市场绩效或配置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均衡分析表明,无论所处哪一个环节,国有企业的存在具有内部化垄断外部性、减轻或消除双重加价、稳定市场均衡价格和销售量的作用。这一模型可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流通领域保留部分国有企业,采用渐进式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当市场处于严重的不完全竞争,或生产-流通环节的某一端处于垄断状态时,适当地保留国有企业或对有关企业进行严格监管,有利于整体社会效益的提升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文章从纵向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部分流通经济学家们曾经提出的"国有商业具有稳定市场作用"的观点。

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及外部性评估

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需求侧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是中国现阶段的重点,限购是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其影响受到大众和学术界的关注。虽然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已有不少学者关注,但结论尚不一致,且缺乏对限购政策外部性影响的经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房地产销售与租赁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日度交易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更准确地评估了限购政策抑制房价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将各市场领域的关联性纳入分析框架,探究了限购政策对房地产租赁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外部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限购使房价下降10.12%,大于以往研究的估计结果;限购使房租上升25.09%,住宅地价下降9.08%,但对工业和商业地价没有显著影响。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反事实分析均显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限购政策的外部性表明,该政策不利于改善实际住房需求者的福利,且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软性抵抗",未来的工作重点应在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基础上不断深化土地和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