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妇女生育率快速下降,也预示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在一定阶段明显加快。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过程,描述了以往不同时间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口的状况和特点,并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进程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22—2036年是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7—2051年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52—2063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迅速递减,从2056年开始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2068年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在0附近波动,而且会长期保持下去。尽管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会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将大幅度减缓,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带来的压力。总之,未来30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时期。然而,与“30后”“40后”父母相比,“50后”“60后”“70后”父母现有子女数大幅度减少,家庭养老将难以为继,未来社会养老将面临巨大压力。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医疗助老服务体系现状及策略研究

智慧医疗发展迅猛,“互联网+医疗”逐渐成为医疗体系发展的主要业态。关注老年群体在信息化时代下就医的触点、痛点与难点,构建适应于老年人就医服务体系,并通过实践来验证成效,全面提升老年人在智慧化高速发展下的就医体验,提升就医意愿。运用服务设计理念制定针对老年人就医的服务流程,弱化因智能化设备及信息化流程繁复在就医中造成的阻碍,创新多种助老的特色服务模式,提供多元化、多模式、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加强老年人医疗保障,优化就医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体系是提升就医体验举措中的必然选择。在给老年人提供优质医疗保障的同时,带来深层次人文关怀,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战略任务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表现出的特点是:流动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人口流动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人口迁移流动存在“南强北弱”和“北人南迁”趋势,人口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长更快,人口更明显地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聚,带来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带动若干核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等。结合人口迁移流动态势,直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所面临的战略任务,提出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更加平衡的国家发展,以及在不同地区实践多样性和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发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基于全国消费大数据的实证证据

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将体育消费视作一种健康投资,提出个体体育消费的增长可降低其医疗消费支出的假设;采用2018—2021年全国消费大数据,实证检验个体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结果显示,体育消费占个体年度总消费的比例每提高1个单位,医疗消费占个体年度总消费的比例降低0.203个单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有所抑制但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对35岁及以上人群的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增强,对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影响效果最为突出。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负担增加等重大挑战时,需要加快普及对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认知,大力促进全人群体育消费。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人口规模对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方面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四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人口结构转换问题;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再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要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要以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人口“数量-质量”转换、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劳动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等问题开始影响养老制度可持续性。本文从人口数量-质量转换视角,先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再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老龄化程度下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结果,最后以2001—2022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剔除西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人口数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口质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质量提高会缓解人口数量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即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人口质量提高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3)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无论以教育投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父代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还是行政性政策的结果,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中国人口均衡发展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之际,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人口素质,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充分发挥凝结在人口自身的素质要素的作用,使更多民众更好地享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享受高品质生活。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依存制约以及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适应,还体现在代际间的传承永续。年龄结构失衡是当前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应聚焦结构失衡,弥补制约人口均衡发展的短板;同时充分发挥作为人口结构中坚力量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作用,通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以及推动人口均衡分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助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人口学前瞻与优化青年人口发展

从当年梁启超发出历史呼号“少年强则国强”、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到如今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时代强音“青年强,则国家强”,显示了一脉相承的青少年与国家发展联系紧密的认识逻辑。本文回顾和界定了青年及青年人口学的内涵,认为青年可定义为“风险型人口”和“资源型人口”两大类,继而讨论了“青年强”的三重含义,即青年人口储备充足、青年人口素质卓越和青年人口红利丰厚,充分诠释了“青年强,则国家强”时代命题的深刻内涵。概言之,人尽其才则“青年强”,才尽其用则“国家强”。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阐述了我国青年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未来青年人口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状态;青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思想素质都有待“提质增效”;就业不充分,青年人口红利没有被充分释放。因此,要优化青年人口发展、进一步增强青年力量,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强化青年人口储备、优化青年人口素质、极化青年人口红利、激发全人口活力。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建设适宜青年生存与发展的青年友好型社会极为必要,把解决青年问题作为解决低生育率等社会人口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迫在眉睫。

“住有所居”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非正规产权房的视角

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在城镇安居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探索影响其定居城镇的决定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住有所居的视角出发,探讨非正规的产权住房--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小产权房通过其价格低廉化和在购买后形成的事实性占有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但在现实中仍应高度警惕和重视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完整市民化和正规房地产市场健康运作带来的诸多负面挑战;第二,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锁定”效应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在法律意识淡薄和对廉价住房需求高的“初中”“收入低”“老一代”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说明经济地位偏低和法律风险感知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在面对小产权房的低廉性时更容易作出“非理性”选择。这一结果预示着提供可负担的保障性住房和稳定城市住房价格,将附着在小产权房上的“廉价保障房”功能剥离开来,可能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在治理和整顿存量小产权房时,要对蜗居其中的弱势流动人口群体予以充分的人文关怀,找寻保障弱势流动人口群体的住房权益与解决小产权房问题之间的平衡点和兼容性。

中国城镇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及养老服务需求预测

以全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结合CLHLS微观数据库,对2050年以前城镇失能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失能率不断提高,其中在65岁以上、80岁以上及10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其平均失能率分别为28.98%、42.12%和76.04%;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50年以前其所占比例会超过城镇总失能老年人口的25%,而且男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始终低于女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人员需求数量处于上升状态,预计2050年以前其每年需求的平均规模会超过500万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城镇失能人口将高于农村失能人口。因此,应尽快建立覆盖城镇居民的长期照护机制;针对不同的城镇失能人群构建差异化的长期护理模式;加快建设针对城镇失能老年人的专业照护人员队伍;完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规制。

人口老龄化对自然利率的冲击——兼论低利率环境中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利率普遍下调,至今难以回调,其中影响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促使自然利率出现趋势性下行,牵引政策利率向下适应性调整。(2)在低利率环境中,“零利率下限”约束挤压中央银行利率的操作空间,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3)货币政策框架中设置有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压舱石作用,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且“信贷产出比”更适合作为金融稳定的衡量指标。这对于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索完善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

纵观全球,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阶段性特征。对中国而言,随着由乡入城人口的地域流动,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不断演变,呈现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需从建设人才队伍、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等方面着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在逻辑与治理进路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背景,人口高质量发展则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人口要素的支撑。结合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行动目标,在厘清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需从激活老年群体价值潜力,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统筹“一老一小”服务,面向老龄社会需求优化人力资源分布等方面着手,找准共同进路,把握机遇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夯实高质量的人口要素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集聚态势变化将使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发生变动。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不仅可以模拟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模拟政策效应,分析不同政策方案对京津冀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模型不仅纳入了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众多参数,厘清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系统内要素的反馈过程,还依据北京疏解产业产值比衡量疏解政策强度并设计了政策参数,模拟了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以及技术进步方案下京津冀的人口增长趋势。应用灵敏度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不同政策方案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后随着产业转移与区域内劳动力集聚态势变化,北京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将下降,这可以缓解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天津、河北的劳动力供给则有所增加。在人口结构方面,政策实施后北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提高,天津、河北的人口老龄水平虽然在中期会降低,但是在远期则会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调节城市人口增长。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京津冀各地应依据人口增长的趋势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政策,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实现区域人口合理分布、经济发展、生态安全的目标。

人口变化视域下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审思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呈现出低生育、老龄化、高流动、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人口主要矛盾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的规模扩张、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要准确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新特征,把握人口发展新规律,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通过基础教育理念回归“育人为本”、学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优质均衡、公共服务公平全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此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创新吗?

为了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创新的影响,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国专利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用历史出生年份预测的年轻劳动力比重构建人口结构变动指标,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别是20~34岁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的变动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专利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年龄结构变动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更明显,并且年轻劳动力更有可能是通过劳动力供给渠道促进创新。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数字技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的跨国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数字技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机制,并采用全球118个国家1990—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结合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人口“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进而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其作用途径主要通过提高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增加闲暇时间和促进环境改善四个路径来实现;数字技术在改善健康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应加大医疗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实现现代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大数据、医疗全流程、医疗健康行业相关方多要素融合,创新中国式精准医疗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