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和谐人口格局的探讨——一个制度人口学的视角

文章分析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人口格局,科学地应对这种格局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为此,文章立足于中国人口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现实,提出了开展制度人口学研究,从而构建中国人口和谐格局的建议。

基于市域单元的陕西省人口格局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本文运用人口密度分析,四分位数计算法。

新人口格局下农村治理模式的提升——以安徽省五河县为例

农村治理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根据不同时期农村人口格局灵活调整治理策略。在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影响下,农村人口格局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传统的农村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以安徽省五河县为例,从当地农村人口分布、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家庭结构、人口流动性等新时期人口格局入手,对传统农村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农村治理模式的提升路径提出相关对策性建议。

韩国宗教人口格局的变化——2015年韩国人口住宅普查抽样统计结果分析

本文综述2015年韩国人口住宅普查（ PHC ）的抽样统计 数据.在2015年 PHC 中,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数达到56. 1 %,首次出 现无宗教人口数量超过宗教人口数量的结果.在各个年龄层中,20 ~ 29岁无宗教人数达到64.9%,占第一位.在各类宗教人口格局中,基 督教（改新教）人口最多,数量为9676千名（19.7%）,随后依次为 佛教7619千名（15.5%）,基督教（天主教）3890千名（7.9%）,基督教（改新教）成为在过去10年期间唯一一个信徒人数得到增加的宗教,并且首次超过佛教成为韩国规模最大的宗教.各类宗教在各 地区的格局中,佛教信徒前三为蔚山市（29. 8%）,庆尚南道 （29.4%）, 蚤山市（28.5%）;基督教 （改 新教）信徒前三为全罗北 道 （26.9%）, 首尔市 （24.2%）, 全罗南道（23.2%）; 天主教信徒 前三为首尔市（10.7%）,仁川市 （9.5%）,京畿道 （9.0%）.这些 与以往不同的韩国宗教人口格局的变化,需要相关研究者更充分地认 识和把握当今韩国社会变化趋势与宗教影响因素.

中国未来的人口格局是“3＋20”

红红火火的“抢人大战”是一件好事，而这应当成为一系列城市扩容的序幕。

在人口格局的转折关头

浙汀应充分利用当前劳动力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同时抓紧发展教育培训与科技创新，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近期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皆因中国人口的拐点正以远超预期的速度日益临近。4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减弱、主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有学者预计，中国总劳动人口2012年左右达到高峰，总人口将于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而老年人口将于2050年出现峰值。

地形起伏对中国东北县域人口格局演化的影响

定量分析地形起伏度对人口集疏格局演化的影响,对于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地形起伏度和人口统计数据,采用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人口商度指标,在县域尺度上定量分析了2000-2018年期间地形起伏度对人口集疏格局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整体起伏度不大,县域地形起伏度以小起伏和平坦为主,但空间分布具有区域差异性,与东北地区地貌类型分布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同时,东北地区人口分布地域差异明显,四大城市群始终是人口集聚区.2)地形起伏度对东北地区人口增减变化和集疏变化具有一定影响,2000-2018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从持续增长转向降低,而人口快速增长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平原、台地、丘陵等起伏不大的区域.东北地区土地面积超过96%的县域属于人口稳定地区,且人口稳定的趋势逐渐加强.2000-2010年,人口集疏变化呈“核心-外围”格局,而2010-2018年人口流失区多零散分布.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小起伏以下地区,流动趋势逐渐减弱,而中起伏地区始终以人口稳定为主.

东南沿海传统村落人口外流格局及驱动机制的微观研究

该文以浙闽粤三省95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样本,综合运用加权核密度估计、克里金插值等方法,在村级尺度多维刻画东南沿海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的空间格局,利用相关系数和地理探测器定量探测影响因子的作用,进而从地理资本视角分析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并构建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东南沿海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的地形分异和山区集聚格局显著,重心位于闽北山区,核心源区位于浙西南山区;②地形条件、人地关系、城村联系和经济收入是影响人口外流率村际差异的显著因子,人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因子的协同作用是主导驱动力;③传统村落人口外流是海拔、坡度、地形起伏度等7个显著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是生态资本、区位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函数。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山东省人口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山东省县域为研究尺度,基于山东省136区县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山东省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山东省人口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格局;人口重心始终位于潍坊市临朐县,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2)山东省人口分布集中指数与不均衡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人口分布总体向集中与不均衡分布发展。(3)山东省人口密度莫兰指数>0,呈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呈显著的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特征,且有增强趋势。(4)不同影响因素对山东省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力不同,其由大到小依次为平均房价、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气温、降水、高程、地形起伏度。人口空间格局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任意两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大于单因子单独作用的影响力。

京津冀区域日常人口流动网络及其结构特征

结合地理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2018年腾讯出行大数据,对京津冀区域内城市间及对区外人口流动的热度和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的对外迁移热度呈现显著的层级分布特征;城市规模和交通影响力与对京联系强度的关联性较强,距离邻近性对第二层级城市对外联系的影响较大;汽车方式的对外人口流动网络受距离律影响显著,与周边城市联系热度较高;飞机、火车等对外联系方式则更符合经济律特征,区域内城市通过飞机和火车方式与全国性经济中心、交通枢纽联系紧密;区内人口流动网络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北部大凝聚子群以及东部、南部的3个小凝聚子群,群内联系紧密;区域人口迁移网络以北京—廊坊—天津为核心,以“京津石三角形”区域为密集区。

湖北省人口与国土空间协调发展策略研究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分析当前人口的变动特征和内涵,对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人口与国土空间协调发展、推进湖北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对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开展了研究。据此,提出人口与国土空间布局协调发展策略,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区域协同联动、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措施,为湖北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优化提供有益支撑。

上海市人口分布格局动态变化的空间统计研究

运用空间自相关的全域指标和局域指标,分析1990年和2000年上海市域及中心城区两个年份的人口密度的Moran's I和Getis's G*值。结果表明:从市域的尺度上看,10年间,人口集聚增强,即城市高密度集聚、农村低密度集聚,中心城区及其内部出现的人口密度相对分散的趋势只是表现在城市内部,而市域内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仍在不断扩大,表现为一种从农村向城市的向心型城市化过程,而且城市化还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从中心城区的尺度看,10年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城区核心人口绝对量持续减少,城区外缘绝对量持续增加,上海市城区具有明显的郊区化特点,空间上表现出一种离心型城市化的特点。研究结果的可借鉴性表明空间自相关的统计分析能更好地揭示出人口的分布模式、人口集聚及其变化的热点和内在机制,对于人口的合理布局方案、城市化政策制定等政府宏观决策具有意义。

基于海拔高程的四川省少数民族自治州人口格局演化研究

定量分析海拔高程与四川省少数民族自治州人口格局演化之间的关联性,可为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制定和落实区域人口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次研究从人口分布、人口聚集程度、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基于海拔高程的研究区人口格局演化状况,结果表明:(1)海拔高程是影响四川省少数民族自治州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70.56%的人口聚集于海拔3000m以下区域;(2)随着海拔高程值降低,县域单元人口密集程度加剧,人口密集区和人口高度密集区集中分布于海拔较低的凉山州境内;(3)人口密度变化趋势越激烈的区域海拔高程相对越低,广阔的高海拔地区对人口流动产生限制作用,人口自然、稳定、缓慢增长成为高海拔区域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广州市人口空间格局与自然人文因子关系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尺度特征,从格网尺度研究自然人文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有利于得出更精细的结果,并为城市人口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的方法,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Worldpop数据,分析广州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及自然人文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对广州市人口分布影响最大的因子是生态指数和路网密度,且任意两类自然人文因子叠加作用后都能增强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

甘肃省县域人口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

以甘肃省为例,陇中、陇南、甘南、河西及陇东地区及其县域为评价单元,基于人口与人口密度长时间序列数据及Arc GIS、Geo Da等平台,利用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性、重心迁移模型及偏移增长分析等人口时空分析方法,描述了近20年甘肃省县域人口时空分布格局及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甘肃省人口密度时间分布格局不均衡趋势加强,受自然条件、政策引导及经济布局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且呈"南密北疏"的半边格局;各县域集聚人口能力形成酒泉相对不足,兰州中南部集中的两大对立格局;县域人口分布空间关联效应强,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人口呈极度不均衡状态且不均衡趋势不断加强,重心逐渐向东南方向迁移,移动距离约5.76km;5大区域人口增长总量呈上升趋势,偏移增长量较小,区域间发生的迁移较少,迁移主要由区域内部的人口偏移增长引起的;始终正偏移增长及由负偏移增长到正偏移增长的县域单元的变化趋势进一步说明甘肃省人口增长重心呈逐渐向东南迁移的趋势。

从七普数据看我国区域格局变化特征及趋势

区域格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焦点和难点,随着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变动的一致性增强,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简称“七普数据”)研究我国区域格局变动特征和趋势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我国人口格局变化呈现出转折性变化新特征,受市场化机制、交通信息通达度、科技创新活力、地理空间距离和政府公共产品等因素影响,未来区域格局变动将呈现局部极化和总体协调、收缩型区域增多和扩张型区域减少、乡—城流动放缓和城—城流动增强、区域重大战略内部联系紧密与区域重大战略之间融合发展等趋势。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区域格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区域历史人口空间格局精细化重建：方法与实证

以清中期(1736~1820年)苏州府为例,探索历史时期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构建历史人口空间分布适宜性计算方法,在2个典型时段(1776年、1820年)重建1 km×1 km空间格网下的人口数据集。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数量上,1776年,苏州府人口总量为511.1万,其中城市人口120.1万,农村人口391.0万;1820年,总人口为590.8万,其中城市168.7万,农村422.1万;城市人口增长速率明显快于农村人口。②空间格局上,1776~1820年,苏州府中部的吴县、长洲、元和等县人口较为集中,东北部昭文、新阳及中南部吴江、震泽等县较为稀疏,但区域间差异渐趋缩小;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城镇区域,较高等级城镇人口集聚特征更为显著。③通过与当地历史文献及现代人口格局进行相关性和趋势检验,总体特征、分布趋势和变化特点具有一致性。

地理成本与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调整人口分布,实现区域人口、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条件下,对我国人口分布进行合理性判断显得尤其重要。从我国的人口分布格局来看,尽管存在局部性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区域,但整体上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是具有一致性的。以这一判断为出发点,本文在从传统角度分析地形海拔、水热条件、土地供养能力等地理环境要素以及地理环境变迁等对人口分布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地理成本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从地理成本角度分析了其对个人行为方向选择、资本投资方向选择等的约束性作用及进一步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接着又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了地理成本对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较差地域地方政府的刚性发展约束以及这种条件下形成对区域人口外迁的影响。最后,本文认为地理成本约束下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一致性的耦合。

省级主体功能区人口分布格局探讨——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人口分布、资源环境和经济布局的空间协调是主体功能区划分和规划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合理的区域人口分布格局要实现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容纳和发展适度规模的人口,这不仅受到人口自身数量的变化规律影响,而且还受到区域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及经济发展对生活水平的限制。本文以宁夏为例,在预测县级行政区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建设用地面积、城市供水量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产量和农村供水量分别计算各县域内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最优人口容量,将人口预测与人口容量进行综合分析,动态研究宁夏的人口分布格局。结果表明,宁夏北部川区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较慢,大部分县级行政区人口容量受土地因素的限制比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的限制大,人口增长和人口容量的对比分析显示,此地区人口容量大,是未来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区;相比而言,南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而人口容量受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的限制较大,人口容量低,是需要转移人口的重点地区。此结果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区域人口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化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指数和SPOT-VEGETATION逐旬NDVI数据构建人居指数,模拟武汉市2000,2012年人口空间分布。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时空角度分析2000—2012年武汉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利用夜间灯光强度估算方法可快速准确模拟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有向武汉市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具有"中间高周围低"的特征。3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武昌、硚口、江汉、江岸等中心区,"低-高"类型区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分布的"高-高"类型区扩大,表明武汉市人口在向中心城区聚集的过程中远城区也形成了相应的人口集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