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入城市肺结核流行特征、时空分布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人口流入城市肺结核流行特征、时空聚集性及社会影响因素。方法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宁波市2013-2015年肺结核发病数据,并进行描述流行病学分析。使用SaTScan9.1.1对街道/乡镇级发病数据进行时空扫描分析。利用ArcMap10.2对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结果宁波市2013-2015年累计报告肺结核12 109例,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外地户籍病例占比逐年上升。男女比例为2.07∶1(8162/3947),各年龄组均有发病,其中15-34岁、65岁及以上发病率高,15-54岁年龄组占比73.95%,职业分布以农民、家政家务及待业、民工、工人为主。时空聚集性扫描共发现6个聚集区,其中一类聚集区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周边,二类聚集区分布在工业园区。与非聚集区相比,发病聚集区的流动人口占比(t=2.88,P=0.01)、省外流入人口占比(t=7.46,P=0.00)、人口密度(t=3.37,P=0.00)均较高,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较低(t=-2.39,P=0.03)。结论人口流入城市的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工业园区是肺结核疫情高发区和聚集区。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高是发病聚集的重要影响因素。

拥挤效应还是规模效应: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研究

精准识别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是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有序引导劳动力空间转移以及促进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有必要结合主要人口流入地——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5—2018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进行地区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得到提高,城市间差异得到改善,地区不均衡性明显缩小;人口流入对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长期来看,人口流入的“规模效应”终将超过“拥挤效应”,从而显著提升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口流入对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有差异,对于超大型城市主要表现出“拥挤效应”,而对于其他城市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为“规模效应”;人口流入对邻近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地方政府财政自主率均能显著提升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述结论在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

以外管外：人口流入型地区的参与式社会治理--以上海市奉贤区桥村为例

随着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对于许多人口流入型地区,越来越需要寻找外来人口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通过对上海奉贤区桥村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的实地考查和分析,发现在村镇两级的积极统筹下,通过设立来奉人员服务管理委员会,实施多元并举的外来人口参与自治机制,以及文化引领和举办社区活动,外来人口较为有效地参与到村域治理体系。外来人口参与之所以能够有为,其核心在于外来人口的部分精英被成功吸纳,启用民间人情社会网络,以及由外来人口参与所形成的语言、心理和文化上的治理契合性。外来人口之所以愿意参与,其背后蕴藏着一种综合性激励机制,包括社会地位生产、社区认同建构以及更为现实的利益激励。

人口流入型地区社会治理研究述评

人口流入型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但以往的治理研究往往缺乏从这一角度聚焦来探讨。本文从社会治理的研究、人口流入型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脉络、人口流入型地区的利益矛盾及其调处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梳理与述评,重新思考和检视主流的治理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局限,尤其是其忽视中国国情而陷于多元与参与的西式研究套路中,忽视了中国的大国式治理和社会主义两大传统。对于治理问题本土化研究推进方向上,本文特别强调人口流入型地区的治理体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五个方面:共建共享机制、党群组织、科层制改革、土地增值分配、技术与制度,以期为中国本土的治理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贝叶斯层次时空模型在省际人口流入分析中的应用

文章利用贝叶斯层次时空模型研究我国2009—2014年省际人口流入时空变化规律。主要结论有：（1）我国人口迁入的冷、热、温点集中分布特征明显,地区人口迁入的冷热图谱与经济发展图谱一致,近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迁入率下降;（2）人口迁入热点区集中在京津和东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6个热点区同时为局部弱变化区;（3）人口迁入冷点区大都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冷点区中的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和甘肃8个地区人口迁入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口流入率增长高于全国;（4）温点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大部分温点区同时属于局部变化稳态区。

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地方创新经验

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人口流入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在人口大量流出下,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和外来人口流入的现象。基于天津186个村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农村人口流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估计结果显示:村庄人口流入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村庄拥有完善的公共服务能够促进人口流入,相比于医疗服务,教育和交通的影响更为显著;交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对本村庄的人口流入产生影响,而且还通过空间机制辐射到周边村庄;公共服务通过影响非农产业、村民收入有效吸引人口流入。

人口流入型县级城市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人口流入型县级城市的人口流动呈现三大特征:以特色产业吸引人口流入并保持人口规模的稳定;“外来年轻人口”综合素质相对偏低;来源地相对集中,租赁需求旺盛。因此其流动社会治理面临四大严峻挑战及任务:集聚更高素质流动人口,以实现城市建设目标;化解人口流动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不均衡,以适应流动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融合,以引导流动人口获得全面发展;转化更多“自住房”“自持产权”人口,以稳定人口规模。人口流入型县级城市流动社会治理路径选择的建议如下:抓住“外来年轻人口”重点流动人群;立足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居、社区、园区流动治理;充分调动社会自组织治理动能,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积极拓展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科学引导“流”入人口为“留住”人口;数字经济赋能打造智慧治理格局。

党建协同、组织互嵌与人口流入型地区治理——以上海市奉贤区高桥社区为例

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地区,始终存在着结构性的社会治理难题,集中体现在当前的地方基层组织如何与弥散的社会有效衔接的问题,并且也越来越需要寻找外来流动人口参与地方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上海市高桥社区依托党员力量,在外来人口中设立党支部的创新经验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文化是人口流入型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通过设立"来奉人员管理委员会",实现了地方基层党组织与外省籍党员的协同化党建,并以此带动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治理,在"组织互嵌"的过程中,实现高桥社区的有效治理,并在外来人口心中产生了"第二故乡"的社区认同。这些经验启示我们要改变以户籍人口为中心的党建传统,积极拓展基层党建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

中国制造业对城市人口流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借助系统广义矩参数估计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对城市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制造业通过"就业效应"影响城市流入人口规模。其次,人口流动存在"带动效应",先期人口流入对后期人口流入有显著影响。最后,制造业对城市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差异、区域位置差异和经济增长阶段差异。较之低行政等级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就业效应"较小、"带动效应"较大;较之经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就业效应"和"带动效应"都较大;较之高增长阶段,中高增长阶段的"就业效应"较大、"带动效应"较小。

外来人口流入湖州的成因、影响及对策

外来人口流入是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湖州市外来人口流入存在地区分布、性别年龄、来源地、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研究表明:外来人口流入受工作就业、随同离开、学习培训等10大因素影响。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21-2025年,湖州市外来人口流入呈上升趋势,2025年湖州市外来人口总数将突破105万人。本研究据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外来人口协同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一站式”外来人口综合服务窗口;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提升外来人口就业技能与素质;充分发挥大数据功能,强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吉林市流入人口现状及引导策略

人口迁移流动,尤其是人口流入,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经济现象,其对一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吉林市虽然户籍人口净迁移量表现为连年负值,但非户籍人口迁入却呈现出高迁入的发展态势,且流入人口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省内来源为主,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青壮年占比较高,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不高,职业以社会生产、生活服务及生产制造业为主。七人普阶段,吉林市虽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和部分困局,但经济运行情况平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其中人口流入对吉林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效应。为促进吉林市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应对人口迁入进行有序引导,通过科学定位和规划,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建设,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软环境建设等措施,切实提升吉林市对流动人口的集聚和承载能力。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人口净流入城市长租房市场发展探讨

近年来,我国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动,但流动人口呈现出新的结构特点,以高学历、青年为主。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人口净流入大城市新市民的租房需求特点,租赁住房发展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长租房发展的几点建议。

空间结构与社会整合:人口流入型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进路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社区类型,人口流入型社区并非是单一的整体,而是存在多种社区类型。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高,社区成员既可以通过集中空间、节约资源开展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也可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优化人口结构实现社区整合。基于空间结构和社会整合双重维度,对人口流入型社区的分类治理展开分析,建构了集体单元社区、集体分散社区、弱集体单元社区、弱集体分散社区四种理想类型。以上四种社区类型处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其治理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通过对四个典型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社区集体程度越强,分散程度越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越强,越会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进行社区的治理与整合。社区集体整合能力越弱,分散程度越高,就越期待政府的干预治理。而处于中间阶段的社区,则会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多种社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保证社区服务的完整性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的调查数据

社会融入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关注了吉林省流入人口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会融入感是流入者基于自身的融入意愿,根据融入过程中的客观体验,而获得的对自身融入状况的全面感受。它包括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体验和深化融入决策等三个层次。从宏观制度设置与个体行动参与两个方面探索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一方面,能否拥有居住证或暂住证、是否享有职工医疗保险、子女本地就学及赞助费缴纳情况、工作的时间与强度安排等制度因素影响着流入者的融入感知;另一方面,个体的社会参与行动、人际交往行动和回归性行动也会影响社会融入感。

武汉城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现况及社会支持情况,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面对面结构式访谈形式对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现况、社会支持情况及抑郁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516份（有效率97.36%）。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检出率为37.2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无医疗保险（OR=1.56,95%CI：1.01~2.45）、照看孩子感觉累（OR=3.18,95%CI：2.01~4.85）、丈夫对妻子关心程度一般（OR=2.72,95%CI：1.57~4.72）和根本不关心（OR=3.23,95%CI：1.05~9.91）、对居住条件不满意（OR=10.81,95%CI：1.21~14.37）、生活中存在压力事件（OR=2.71,95%CI：1.70~4.29）是农村流入人口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产后抑郁组产妇社会支持各项得分均显著低于正常组妇女。结论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且产后抑郁的发生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增加农村流动妇女的社会支持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群体产后抑郁的发生。

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与财政转移支付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就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受众将由户籍人口扩展到常住人口。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全国大体形成了人口净流入—补助低溢入和人口净流出—补助高溢入两大区域,新型城镇化将增大前者的财政压力。若转移支付的决定引入"常住人口"变量,人口流动与补助不匹配的格局有望改观。

兵团流入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层非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集聚人口与吸纳人才是兵团发展壮大、向南发展、维稳戍边的关键。该文利用分层非线性模型从时间、师域及个体层面实证分析了2014年至2018年兵团流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入人口居留意愿呈上升态势,但师域间差异较大;居留意愿与师域社会保障水平正相关;居留意愿随个体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升,研究生层次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随个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兵团对高收入群体的承载力不足,户籍性质差异造成的影响仍十分显著。基于此,该文提出简化落户程序,积极发展产业,加强低学历人群职业培训,提高社会保障,促进社会融合等政策建议。

浅析人口流入对清代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由于东北地区地处我国东北边陲,清以前的历代政府对东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开发不足,农业发展水平较低。清朝建立后,在此实行了一系列特殊的开发政策,使得外来人口不断进入东北,为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提供了人力、技术、资本等方面的支持,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人口流入成为了清代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一大优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