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是关键。而流动人口公共健康权益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程度又是增强流动人口身体素质、定居意愿、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健康权益的现状,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对数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家庭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定居意愿发生比的影响,关注家庭主要劳动力(个体)和家庭其他成员(幼童、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特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可及性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家庭成员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大于个体影响效应,但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与家庭定居意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二是不同健康权益项目对单个个体健康权益可及性的影响权重不同。健康档案项目对个体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疫苗接种项目对幼童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孕产妇四项公共健康权益项目的作用相差不大。三是不同个体获得公共健康权益数量越多,其定居意愿发生比越高,但影响效应不同。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程度对于受教育程度低、夫妻两地分居、省内跨市流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

乡村振兴背景下滇南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研究——以建水县“羊街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效应的增长不断拉升产业聚集地的用工需求,从而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聚集地流动,形成了农村人口“乡—乡”流动的现象。滇南“羊街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研究羊街流动人口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可以揭示和阐释乡村产业振兴下多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流转政策助推农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附流动人口,利益机制稳定流动人口。

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教育进步程度的度量与预测分析

采用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预测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未来受教育程度,验证国家近年来民族教育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用数据结果分析当前各民族教育状况,对各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措施提出了建议。

人口超百万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差异与综合治理研究

以全国"四普"至"六普"数据为依据,以超百万人口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分析各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发展态势、典型特征及分孩次变化规律。我国人口过百万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地理区域差异大,随孩次递增出生性别比攀升明显,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呈正相关变化。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制定具有民族特色的长效治理机制、提高女性生存能力与社会地位、建立利益导向机制等治理措施。

基于分位数回归和通径分析的少数民族中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少数民族中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为有效开展针对这一人群的健康干预和改善其健康状况提供参考。方法: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中2771例≥45岁的少数民族中老年流动人口相关数据,采用SPSS 26.0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及分位数回归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采用Amos24.0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结果:不健康者336人(12.1%),社会融合较差者1031人(37.2%),接受健康教育较差1563人(56.4%),有慢性病者534人(19.4%);健康与不健康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流动原因、社会融合、健康教育、慢性病患病等方面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流动时间、流动原因、社会融合较差、接受健康教育较差、有慢性病等因素显著影响研究对象的健康状况(P<0.05);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流动时间、流动原因、社会融合情况、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和慢性病患病情况在不同分位点均对健康状况产生了影响(P<0.05);通径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健康教育和社会融合对少数民族中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直接产生作用,流动时间、流动原因对健康状况产生间接影响作用。结论:关注流动时间及原因对少数民族中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多措并举提高其社会融合,以减少身心问题产生,使其更好融入流入地;关注少数民族中老年流动人口慢性病患病情况,加强对其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服务,提升健康素养,改善健康状况。

流动与融居: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趋势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观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2与2017年CMDS数据,采用ESDA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迁移意愿从总体上呈现走低的趋势,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向东迁移意愿显著下降,而向西迁移意愿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空间依赖性与地理集聚度逐渐下降,流动范围以省内跨市为主,表明大流动带来的大融居新格局正逐渐形成。究其原因: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配套政策红利、群体社会特性、经济社会融入度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因素是重要的解释变量。经济社会融入与公共服务保障在东西部地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东北部。因之,当前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需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演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主题的文章进行检索,运用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涉及城市(社会)融入、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城市民族工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主题,存在理论研究不够系统、研究主题创新性不足、优秀民族志成果偏少等问题。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善该主题的研究体系与研究范式,拓展研究视域,加强田野调查,丰富个案研究,开展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百万以上少数民族老龄化程度的分层测算

老龄化是当今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通常老龄化的界定主要采用老年人口占比这一指标来量化。以发展的视角与人口年龄结构划分标准而言,单一指标的老龄化论断削弱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对现实的指导性。为精确各个族群老龄化的差异,以发展的视角分析出台减缓老龄化进程的相关策略,使区域经济发展与老龄化进程趋向协调。本文基于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对百万以上18个少数民族的老龄化程度进行新的分层测算。在分析其老龄化现状的基础上,给出1990年、2000年、2010年三个时段的年龄结构类型,分层测算了18个民族20年间年龄结构类型或老龄化进程的速度和差异,为国家制定分层策略提供数据化支撑。

从流动到嵌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行为变迁与政策推进理路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现实问题。政策制度与社会发展脱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待遇保障不足以及权利义务规范不清晰等问题,使得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存在经济嵌入不强、文化融入冲突、社交融入不深等问题。基于此,提出调整政策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完善法律法规等措施,为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培育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的社会心态: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培育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对于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交往交流交融具备根基性的重要意义。由于“融入”“交融”“流动”“安定”等客观问题存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存在理论特殊性和实践难点,呼唤夯实“三交”社会心态这一政治心理基石。这种社会心态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线上社会心态、线下社会心态,本地居民的线上社会心态、线下社会心态四个方面。尽管存在一定的挑战,仍应精准施策,在城市民族工作中走心、用心、交心,让城市更好接纳各族群众、让各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婚观念转型与城市融入研究

通婚观念转型以个体的观念变化串联起社会生活、组织、结构等方方面面,不仅与城市融入存在多重关联,还进一步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基于当下社会高流动性、异质性、现代化的特质,着眼于流动中个体的“再社会化”,呈现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婚观念转型的背景与特征,探讨通婚观念转型与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流动人口增长、个体需求、思想转型、族际接触增多等背景下,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通婚观念开始转型,呈现出“以情感体验为先的综合考量,现代通婚观念开始凸显”“‘保守’与‘开放’的此消彼长,通婚半径持续扩大”等特点,与城市融入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阿拉尔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兵团具有“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的三大功能,同时具有“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的四大作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阿拉尔市的融合发展能够更好地发挥兵团三大功能、四大作用。本文通过对阿拉尔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调研发现,经济收入、社会保障、语言和文化素质以及文化认同会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阿拉尔市的社会融入,通过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和适应能力,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阿拉尔市的社会融入,更好地推进嵌入式发展和民族团结。

青海省西宁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各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其中就包含着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到新城市生活与工作,不免会出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群众之间团结友好相处,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章分析了影响西宁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提出了促进西宁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路径,即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营造良好的城市就业环境、提高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和制度化水平、推动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下社会工作助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共治研究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城市社区使用以新媒体为平台的“互联网+社区”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而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参与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着诸多困境,如语言文化障碍、网络技能知识匮乏、资源获取能力差、协调机制缺乏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从事助人服务的专业,可以利用社区工作相关的手段,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技术”“资源”“行动”保障,从而优化其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助力建成“共建共享共治”的和谐社区。

共同富裕背景下人力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

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时代任务。基于2018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水平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和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有直接正向影响,而教育人力资本还会通过劳动合同等制度保障因素间接影响其工资收入,且人力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代际差异。需要从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健全人力资本提升机制、确立群体分类治理机制等方面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同富裕。

对湖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体育人口的调查

为了解湖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体育人口的现状 ,找出在湖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体育运动发展存在的问题 ,为制定当地体育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运用分层抽样法选取少数民族地区 10县市共 6 2 0 0名农村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和访问、座谈。结果表明 :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体育人口的数量不仅大大低于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平均水平 ,也大大低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人口的平均水平 ,体育观念陈旧 ,基层体育组织缺乏 ,场地、器材严重不足 ,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农民体力透支等是导致当地体育人口极低的主要原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基于民族因素与制度因素比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突出问题不是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而是适应城市速度过慢的问题。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程度已达到中等以上水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各维度差异性较大;来沪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城市适应程度显著高于来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在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中,民族因素已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制度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影响最为显著。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七成来自民族自治地方,3/4以上来自农村,半数流入广东、广西等五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八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有近半数因经济性原因流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签订率、三险参加比率和收入等方面都要低于相应的全国流动人口水平,其权益保障需要继续大力加强。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

本文以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为主题 ,分析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背景、现状及其趋势 ,阐述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关联性 ,强调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提出了建立健全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机制的迫切性及其设想。

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新特征及发展趋势——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

新疆喀什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民族聚居地区,维吾尔族占总人口90.6%。以喀什地区为例,全面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发展新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模型对喀什地区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提出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