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的变动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实证考察

本文利用1990~2020年全国和民族地区各省区的人口普查资料数据,分析和预测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红利在1990~2035年期间的变动趋势和特征。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年龄结构从1990年的成年型为主转变为2035年的老年型为主,但阶段性变动速度和深度存在明显差异,未来15年间内蒙古、广西和贵州的老化速度突出;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和持续时间不同,到2035年,贵州、广西、内蒙古和云南的人口机会窗口已关闭;民族地区人口红利整体上先增加后减少,且主要包括“持续时间长—经济贡献大”“持续时间长—经济贡献小”和“持续时间短—经济贡献短”3大类型。建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的政策准备期,在推进人口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人口质量的提升,把握未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和探索新型人口红利的可能性。

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收获研究

该文首先分析了云南人口机会窗口的特征和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机遇,第二部分指出由于劳动就业压力、资本市场不健全和老龄化问题突出等阻碍着我们获取人口红利,最后对收获人口红利的支撑体系进行了简要探讨。

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兼论人口红利研究的核心议题

人口历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自20世纪末以来,人口红利始终是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点研究议题,而随着人口转变推进和生产方式转型,我国现实人口条件与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亟须对既有的人口红利研究进行再认识和再建构。基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演化脉络,梳理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学界讨论的基本共识、争议焦点,以及在研究范式、理论概念、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归纳出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有: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及其替代效应、其他广义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以及就业结构性错配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的因素。下一步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应以理性认识数量层面的人口机会、培育质量层面的人口潜力、优化人口红利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等议题为落点展开。

“人口机会窗口”与企业营销战略机会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结构变化开启的“人口机会窗口”。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消费总量持续增长,市场需求的快速扩张,伴随着消费升级,将为企业营销提供难得的战略机会。

安徽省“人口红利”窗口启闭研究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非常重视,其成果也很丰厚,但主要是针对全国范围的,对于区域性的研究谈论较少。本研究在分析日本和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启闭时间的分析基础上,依据过去25年和未来15年安徽省常住人口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变化情况,分析安徽省"人口红利"窗口的开启和关闭时间。研究表明,开启时间是1996年,关闭时间是2020年,前后只持续了25年,而且人口高利阶段和人口暴利阶段仅经历14年。

人口负增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是长达31年的低生育率必然导致的结果。我们应抓住未来30年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创造新人口红利,并加快建立长期稳定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振生育率。

新型人口红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人口红利是基于人口机会窗口动态延展的经济学概念,探讨人口红利不能脱离人口机会窗口,也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中国实践历程表明,以特定人口抚养比为机会窗口的传统型人口红利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改革开放前半程,中国处于传统型人口红利的上升期和高峰期,缔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当前,在传统型人口红利下沉期,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在合宜制度激活下,向新型人口红利动态转变。具体而言,新型人口红利不仅包括以健康和广义教育改善为机会窗口的资本型人口红利,还应包括以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下人口流动迁移为机会窗口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借助人口腾挪空间和双循环的大国优势,逐渐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红利关系辨析

近年来热烈讨论的人口红利,对我国来说更接近于一种"人口机会窗口"。它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提高储蓄率等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并非一定是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践证明,粗放式低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遇到严峻挑战。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培养与积累人力资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值得中国参考。应深层次充分挖掘人力资源优势,积累人力资本,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发展道路,真正分享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从整体上看,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将于2017年左右结束,但我国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每个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应该不会同时打开,同样也不大可能同时关闭。那么,那些在2017年(即全国总体意义上人口机会窗口已关闭的时点)之后仍能独享一段人口红利期的地区,就会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条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哪些地区是最有可能的"候选者"?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和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观察,可以推测:我国的民族地区是能够"独享一段人口红利期"的最有可能的"候选者"。对于我国民族地区而言,如果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更大,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已关闭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期仍将会延续,从而能独享一段人口红利期,对于其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利好因素。基于1992-2012年我国民族八省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实证方法对人口红利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增长率变量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另外,投资、人力资本因素也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通过以上计量分析结果,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民族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享受了更大人口红利,并且相比于我国其他地区,民族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更晚。为使人口红利最大化,我国民族地区还需进行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如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政府在扩大就业及提高就业质量方面要担负更大的职责;推进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重点是解决制度壁垒,使劳动力在地区内部、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更通畅。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需求与保障的影响和对策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未富先老",给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国当前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不能很好地解决老年医疗和护理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我们要利用"人口机会窗口"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和老年护理问题,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改革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建立社会化老年护理制度。

1995-2006年我国人口抚养比时空分析

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统计指标。在我国随着儿童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人口抚养比呈现出两方面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则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呈现缓慢上升的反向动态变化趋势。本文将人口抚养比融入时间坐标和空间结构中进行分析,从我国近十二年来人口抚养比变化的经验数据得出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时期,同时指出这种情况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这对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环境,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7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红利效应嬗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传统型迈进了现代型,在此过程中,人口红利得以开启。人口红利产生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劳动力身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提升等积极效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系数逐渐提高,然而,即便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优势不再,但人口红利效应还会存续。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第二人口红利,应继续完善教育政策,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建立有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创设有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制度。

多视角反观人口红利论

本文在流行的"人口红利"论基础上重新反思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据此提出三个主要论点:"人口机会窗口"不能与经济高速增长简单归因;"人口红利"不简单等同于"人数红利";流行的"人口红利"论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契合性,在缔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过度透支、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压力。继而探索依赖"人才红利"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综述与展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人口机会窗口及人口红利的概念已逐渐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人口红利的测算及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并对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再认识

文章在明确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以静止人口年龄结构为标准,以临界劳动年龄人口和临界就业人口为依据,定量分析“额外”就业劳动年龄人口所形成的人口红利。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在1982~1990年之间开启。与临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相比,2015年前后16~64岁“额外”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9077.78万人的峰值。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就业人口产生红利。与临界劳动就业人口规模相比,2010年前后16~64岁“额外”劳动就业人口达到14346.66万人的峰值。2010~2015年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2015年仍然有高达1.1亿人以上的“额外”就业人口红利,占实际就业人口的18.17%。在不同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条件下,不同平均预期就业时间直接影响临界就业人口的总量和结构,由此产生16~64岁“额外”劳动年龄人口与“额外”劳动就业人口之间的差距。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因受教育年限提高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年龄别就业率下降、提前退休或退出劳动力市场都会影响人口红利的获得。

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变化历程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的变化历程,基于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状况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人口红利随即产生,直至2050年左右消失,持续约60年的时间。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是人口红利收获的重要标识,合理的就业政策是同步实现人口红利获得与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关键因素。人口红利无法脱离人口机会窗口而存在,单纯利用就业政策无法持续延长人口红利收获周期。人口红利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转变,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应着力于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期在人口红利和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持续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可避免,一方面要探寻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之策,推动实现稳定人口;另一方面也要寻找经济发展之方,开发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各年龄阶段的就业潜力,持续发掘人口之外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人口机会窗口蕴涵的战略机遇

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是一个人口学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伴随生育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下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同时存在的一段时期，

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再认识

一、研究背景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20年全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了5.9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认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这一判断与相关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红利2013年前后消失的结论产生直接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