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人口红利转变期背景下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研究

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是选拔创新人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塑造和释放人口质量红利的有效路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其面临着招考制度设计是否具备科学性与适应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实现招生规模与质量的平衡等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人口红利转型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从完善招考制度改革、推动地域高职院校招考模式创新、加强多方合作等方面对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进行了探索。

人口转型视域下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内生性负增长不断加剧,为稳定社会经济活动所依赖的人力资源总量,通过释放职业教育红利全面提升人力资本以追寻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我国人口红利发展新向度。人口数量规模和质量效益两个维度下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人口转型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诉求,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劳动者培育、教育资本积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形成内涵对应关系。据此,在澄清职业教育提升人口红利的现实问题与价值诉求基础上,以劳动参与率、教育资源、劳动者数量、劳动者素质、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生产率为改善目标,提出职业教育应对稳固数量型人口红利且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过渡的基础对策和效益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溯源:人口红利还是教育红利?

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充分挖掘人口资源优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2000—2021年劳动要素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作用与门槛特征。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长期存在,教育红利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而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进而增强。由此提出,要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稳定人口增长速度,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的变动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实证考察

本文利用1990~2020年全国和民族地区各省区的人口普查资料数据,分析和预测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红利在1990~2035年期间的变动趋势和特征。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年龄结构从1990年的成年型为主转变为2035年的老年型为主,但阶段性变动速度和深度存在明显差异,未来15年间内蒙古、广西和贵州的老化速度突出;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和持续时间不同,到2035年,贵州、广西、内蒙古和云南的人口机会窗口已关闭;民族地区人口红利整体上先增加后减少,且主要包括“持续时间长—经济贡献大”“持续时间长—经济贡献小”和“持续时间短—经济贡献短”3大类型。建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的政策准备期,在推进人口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人口质量的提升,把握未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和探索新型人口红利的可能性。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视角下中国人口红利转型趋势

随着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政府开始实施“三孩”政策,这一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及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根据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及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构建了人力资本预测体系,根据生育率对生育政策的反应敏感程度设定不同生育率情境,从人力资本角度定量预测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及质量的发展情况,分析中国未来人口红利转型趋势。研究表明,生育政策的放松对人口总量的提升作用有限,无法逆转未来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而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显现,成为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进一步提升人口质量是我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分析中国未来人口和人力资本的动态发展情况,有利于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当前人口发展新形式,对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形势、逻辑和路径

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活人口红利优势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经验。在新的发展阶段,激活人才红利优势,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选择。这既是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新征程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和引进用好国际人才资源,双向提高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匹配度,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增强我国的国家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人口红利拐点来临的约束视角

在人口红利拐点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的理论机制,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了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回归模型,在人口红利拐点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趋向于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这会加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产业集聚对提升区域经济水平有积极作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优化劳动力配置和缓解老龄化压力尤为关键;分区域分析则揭示了不同区域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推动作用,其中上游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活跃度和下游地区的市场成熟度及人才优势是推动各自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试论我国人才红利释放的路径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角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中国逐渐失去了过去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红利。为了弥补这一缺口,提高人口素质、培养高质量人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高质量人才可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马克思主张要科学对待人口问题,提出适当的人口政策,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角,并结合当前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题,阐释如何借助高等教育来培养人才,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后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人口红利拐点的提前到来给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现状,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后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提出加强社会保障法治建设、灵活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和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职能等措施,确保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共享数字红利: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数字反哺新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为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中的“数字难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深入观察和剖析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采用文献分析和数据回溯的研究方法,从代际反哺、技术恐惧以及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分析老年人所面临的数字困境。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朋辈互助、媒介教育以及社会帮扶三条解决路径,旨在使老年人能够共享数字发展的红利,从而缩小银发族面临的数字鸿沟。

人口纵向流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互动机制及政策研究

人口流动与产业发展密切配合,带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人口红利等经济利益.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人口纵向流动将会成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和人口特征.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纵向流动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互动机制显著增强,城镇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推进人口的纵向流动,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提高市民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推进城市整体职业化教育、促进人力资本与产业的匹配,不断调整优化人口纵向流动所需的制度支持.通过城市人口纵向流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范围扩展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实现人人向上的人口纵向流动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

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经济发展初期,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及粗放式发展呈现出的负外部性加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此时,中国发展迈入新的转折点,国家开始将重心从速度转向质量与效益,更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紧扣新发展理念,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展开分析,构建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得出结论: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此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鉴于此,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制定适宜的人口调控政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化及深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有效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兼论人口红利研究的核心议题

人口历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自20世纪末以来,人口红利始终是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点研究议题,而随着人口转变推进和生产方式转型,我国现实人口条件与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亟须对既有的人口红利研究进行再认识和再建构。基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演化脉络,梳理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学界讨论的基本共识、争议焦点,以及在研究范式、理论概念、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归纳出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有: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及其替代效应、其他广义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以及就业结构性错配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的因素。下一步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应以理性认识数量层面的人口机会、培育质量层面的人口潜力、优化人口红利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等议题为落点展开。

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人口红利”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奇迹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要素,但一些国家的人口红利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已开始逐渐衰退。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能够减缓人口红利的衰退,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吗?在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资本深化水平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理论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引入三变量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DIF-GMM和SYS-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的衰退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该减缓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资本深化水平间接实现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影响人口红利的传导路径不具显著性。第二,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西北部地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衰退的减缓作用较西北部地区突出。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南方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北方地区明显,较为特别的是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影响人口红利的系数较南方地区大一些。以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为划分标准的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劳动就业率、资本深化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而西部地区通过人力资本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边际能力却强于东部、中部地区。

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不断优化,人口红利逐渐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充分发挥人口质量红利的作用,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探讨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希望通过人口质量红利高质量利用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财税法制度因应

我国逐渐步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总量增速趋缓并将转为负增长,二是人口老龄化态势渐趋明显。此二者将带来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支出压力激增等挑战。财税法制度要适时调整、优化自身,回应前述挑战。一方面,财税法要通过制度创新,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方式扩张财源,其重心在于全面、准确地把握税负能力,同时在捋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支出的向度和力度;另一方面,财税法不能将视野局限在财政收支层面,而须发挥诱导功能,助力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基于指数的比较分析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中印两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关于“人口红利”的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多数研究将人口抚养比等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同于人口红利,缺乏对社会经济条件的考察;部分文献虽然在描述“人口机会”时加入了关于经济社会因素的讨论,但缺少实证研究。本文综合考虑人口机会和经济条件构建人口红利指数,对1990-2021年期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发现观察期内中印两国的人口红利均呈现增长态势,中国的人口红利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始终高于印度,但人口机会指数在2012年以后低于印度。中国和印度人口红利的差距呈现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了人口机会和经济条件博弈下的相对稳定阶段(1990-2011年)和经济条件主导下的逐渐扩大阶段(2012-2021年),虽然第二阶段中国人口机会指数低于印度,但在经济条件驱动下人口红利指数仍高于印度。人口红利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经济条件指数所表现出来的正向影响相对更大。基于ARIMA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2022-2035年期间,中国的人口红利依然高于印度,两国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文章还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行讨论。

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健康和劳动力流动四个维度构建西藏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存量并构建扩展的西藏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引入2001-202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物质资本、从业人员数及人力资本存量等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较为明显,但人口数量红利优势逐步减退;(2)劳动投入产出弹性(0.439)>物质资本产出弹性(0.293)>人力资本存量产出弹性(0.268),但单纯地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3)人力资本贡献率(36.21%)>物质资本贡献率(31.81%)>劳动投入贡献率(6.73%),但由于西藏人力资本水平总体偏低,人力资本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亟待提升;(4)各要素增长率与各要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由于西藏总体生育率较低,人口增速减缓是西藏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应切实推动西藏“人口红利”向“经济红利”转变,切实推动西藏“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努力提升西藏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优化西藏人力资源配置及行业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