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人口贩运犯罪现状与治理

泰国长期以来不仅是人口贩运犯罪的源头国,而且是中转国和目的国。官方数据显示,泰国人口贩运案件被害人数和立案数从2017年至2020年逐步减少,但是性贩运案件立案数保持高位,渔业部门中劳动贩运案件情况严峻。为此,泰国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官员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社会秩序混乱和消极被动的治理态度等原因,导致实际效果欠佳,但其治理思路以及一些具体措施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全球人口贩运调查

2021年2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第五次发布了每两年一版的有关全球人口贩运的报告。报告利用来自148个国家的数据,探讨了与当前危机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如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贩运的影响、贩运儿童和强迫劳动背后的驱动因子以及贩运者对互联网的利用等。报告指出强迫劳动呈上升态势、各国刑事司法对人口贩运犯罪化的反应并不相同等将是全球人口贩运面临的长期态势。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诸如成立专门的跨部门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机构等政策建议。

台湾地区人口贩运罪及其法律规制研析

台湾地区人口贩运构成要件由基于剥削目的、实行不法手段和处置他人的行为三部分构成。台湾已基本建立以刑法为基础,人口贩运防制法及其施行细则为专法,保护特定人群特别法为补充,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相较而言,台湾防治人口贩运法律规制体系较为缜密,大陆相关立法与司法的理念和实践近年进步显著,但在被害人保护方面,大陆可从法律针对性、政策保障和社会保护等方面借鉴台湾的经验。

疫情下的全球人口贩运研究

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反人口贩运也没能幸免。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直接导致脆弱人群的增加,并使实施中和计划实施的反贩运干预措施中断或减少,甚至不得不暂停了对人贩子的调查和起诉。而与此同时,人贩子却很快适应了疫情带来的变化,调整了贩运策略,并利用疫情带来的特殊情况谋利。庆幸的是,各国反人口贩运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终于找到了适应新形势的方法,重新设计了打击人口贩运的合作方式,以遏制人口贩运的新趋势。

论禁止人口贩运的基础

联合国《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人口贩运犯罪的国际标准,对中国国内立法及其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其关于贩运人口的新定义、其法律精神需要从人权法的视角加以理解,这也体现了人权法对于国内刑法和国际刑法的影响。该议定书的序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存在未点明禁止贩运人口的基础的缺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后续法律文书弥补了这一点。人的尊严是人权法的本原,是禁止人口贩运的基础;人的尊严是理解新的贩运人口定义的钥匙,是各国国内立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指引。

国际组织对湄公河地区跨国人口贩运的参与治理——基于UNIAP的案例分析

跨国人口贩运被称为"现代的贩奴行为",2000年《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补充议定书》的达成开启了全球人口贩运治理进程。湄公河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利益驱动和市场拉动、无国籍者的大量存在、边境管理失范和腐败的存在,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跨国人口贩运的热点区域之一。在全球共同治理模式的驱动下,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湄公河地区跨国人口贩运治理,其中联合国湄公河机构间反人口贩运项目(UNIAP)即是典型案例。通过建设反人口贩运项目培训机制、监控机制以及NGO支持机制来实现,UNIAP的参与治理提升了湄公河国家的跨国人口贩运治理水平,保护了贩运受害者的权益,推动了地区国家治理进程。

欧盟“控告、保护、预防”框架下人口贩运打防机制探究

人口贩运活动是世界范围内的犯罪毒瘤,这种"现代奴隶贸易"威胁着合法人口流动、公民基本人权和社会安全秩序。欧盟作为人口贩运犯罪高发的地区之一,在长期的犯罪治理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控告、保护、预防"三面一体的反贩运机制,施以打击贩运者、保护受害者、第三方预防为导向的打防措施。这种机制是人口贩运犯罪治理的全新实践,对我国打击与预防人口贩运犯罪的实践也裨益颇深。

经济因素对人口贩运的影响——兼论新冠疫情下的人口贩运变化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状况普遍恶化。现有文献认为,一国的社会经济因素,如贫穷、失业和低收入等与人口贩运问题密切相关。此外,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的增加或失业率的上升,都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步入经济困难群体之中,从而濒临被贩运的危险。

欧盟打击人口贩运政策体系的形成与特征

欧盟人口贩运问题近年来有愈演愈烈趋势,成为威胁欧盟各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对欧盟现有官方政策文件的分析和解读,并结合相关研究报告,对欧盟打击人口贩运政策的演变及其基本内涵加以分析和思考,分析总结了欧盟打击人口贩运政策中值得肯定的某些特征和面临的困境。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人口贩运之国际法分析

跨国人口贩运已成为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有组织犯罪。通过近几十年的国际立法和机制建设,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法规范体系已初步形成。它为各国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也促进了相关国际法部门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些国际法规范在对人口跨国贩运本质的认识、规定、执行和实效上都存在问题,也无法解决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现实与打击犯罪方面全球治理的法律需要之间的矛盾。有必要修改国际立法、统一基本标准、加强实施机制、促进国际合作以及寻求国际司法解决的途径,同时加强多学科的联合研究,力求有效遏制该项犯罪,完善国际法规范并切实执行。

大湄公河次区域反跨境人口贩运的国际执法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人口贩运犯罪严重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为此区域内六国建立了多层次的反跨境人口贩运国际执法合作机制。但由于存在M&E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不足等问题,当前的应对措施并不足以在区域内消灭这一犯罪。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惩治跨境人口贩运犯罪并积极保护受害者,为区域的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美人口贩运问题治理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刑事政治视域的跨境婚姻人口贩运问题研究

源于跨境人口贩运的机械管控,出现了跨境事实婚姻治理的悖反——跨境事实婚姻家庭的美好生活目标与人口贩运管控思维的冲突,即违反跨境事实婚姻当事人意愿被驱逐出境的情况。基于无差别的婚姻权利,现存于跨境事实婚姻人口贩运、秩序管控的法益冲突,普遍存在基于美好生活目的的人性、情感、习惯、不得已等方面的因素。结合政治(善治)思维及其美好生活目的的要求,跨境婚姻治理也要考虑到跨境事实婚姻家庭的实际困难,立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事务范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和移民法的制订,进一步发挥地方立法的贴身效应,维护跨境通婚权利,改善边民生活,实现边疆社会治理及其民生福祉的更上层楼。

我国打击跨国人口贩运犯罪问题研究

经济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问题与犯罪的全球化,近年来,跨国人口贩运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给人类带来了严重危害。尽管我国在打击跨国人口贩运的实践中已作出诸多努力,但此种犯罪仍屡打不尽,暴露出我国当前治理此种犯罪在立法执法、国际合作和受害者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国应立足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完善立法体系,健全执法机制,深化国际合作和加强受害者保护,积极参与到跨国人口贩运的全球治理中去。

全球性剥削型人口贩运发案率的评估策略研究

评估性剥削人口贩运在全球的发案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缺乏统一的措施以及可行的研究方法,关于人口贩运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而了解性剥削的人口贩运活动对制定有效的反制措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针对目前已查明的人口贩运案件的深入挖掘和利用受害者收集的一手数据,本文试图提出基于外推法的评估全球性剥削人口贩运的发案数的可行策略。

人口贩运研究的进展和挑战——《巴勒莫议定书》签署20年纪念

过去20年,人口贩运研究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发表了大量成果。令人高兴的是,诸多学术性和倡导性文献对政策制定和项目优先资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在测量和评估发案率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在量化人口贩运活动的常用量表和计算规则方面正逐渐达成一些共识。结果评估越来越严格。资助机构越来越多地要求通过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估项目的影响。本文概述了三个领域的重大发展:第一,制定共同测量方法来定义实证研究中的人口贩运;第二,利用一手和二手数据,制定策略来估计人口贩运活动的发案程度;第三,对打击贩运的干预措施进行严格评估的需求日益增长。可以这么说,关于人口贩运的研究已经过了起步阶段,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令人兴奋的项目、想法和决策正在迅速增长。

日本治理贩运人口犯罪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措施

贩运人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自2004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制定并实施打击人口贩运的相关措施,公布的受害者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然而,对情色业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力关注贩运人口受害者权益,也无法彻底杜绝加害者收割受害者利益的现象。据政府官方报告及学界研究资料显示,日本下一步要做的是有效开展相关犯罪治理工作,继而在起诉、保护、预防三方面改正存在的不足,全力扭转贩运人口案件形迹隐藏、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受害者权益丧失的局面。

功能主义视角下意大利贩运人口犯罪规制的历史演进

当代贩运人口犯罪随着商事交易的发展、国家以及各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愈演愈烈。为维持正常生计,参与人口贩运犯罪的主体逐渐增加,危及了当今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贩运人口的“重灾区”,意大利积极顺应国际社会对贩运人口犯罪的打击趋势不断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补充与完善:协调宪法与刑法的价值立场达到打击犯罪的惩治效果;加大刑罚的威慑力度达到阻却犯罪发生的预防效果;内化人道主义理念达到对受害者的保障效果。打击贩运人口犯罪法律制度的发展既彰显了惩治犯罪、预防犯罪以及保障人权三要素的重要性,又表明了刑法的最终目的及其价值观念。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惩治人口贩运之比较研究

一、国际社会关于惩治人口贩运的立法现状 人口贩运作为一种国际性犯罪，其实质就是通过强迫或欺骗手段，以剥削或奴役受害人为目的的人口移动。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仅2008年，全球就有约260万人口被贩卖。因此，打击人口贩运成为国际社会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重中之重。2000年，第五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补充议定书》），这是国际社会以国际法形式对于打击人口贩运作出的一次全面尝试。

打击跨国人口贩运:中国再注法治力量

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决定,我国加入2000年11月15日由第5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补充议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