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转变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

基于当前世界人口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并提出新人口转变理论。完整的人口转变应该包含原始人口发展、传统人口发展、现代人口发展、后现代人口发展四个阶段。“较低生育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度是现代人口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特征,并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人类发展进程。人口爆发式增长与人口持续负增长都是人口转变客观规律下的结果,但未来需要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的社会经济后果。

人口转变论——中国模式的描述和比较

问题的提出 与传统人口转变模式相比较,中国人口转变具有一系列难以规范的独特性,不能将描述传统模式的结构及特征用于描述中国人口转变。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人口转变历程重新加以考察,对中国人口转变加以准确的描述,以求对中国人口转变特征的认识和理解,此其一;其二,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传统模式的比较,寻求其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探寻其独特性。基于以上二者,其三,探讨中国人口转变独特性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本文的旨意正在于此。

人口现代化的生成背景和推进模式——基于人口转变论的阐释

文章以人口转变论为解释工具,回答和评析了人口现代化的推进模式问题。在特定背景下,世界人口现代化过程表现为三种基本的推进模式:①人口现代化的自发型内生模式。主要是针对欧洲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经济动因模式;②人口现代化的外推型外生模式。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控制动因模式;③人口现代化的混合型模式(内生模式与外生模式相结合)。主要是针对后起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经济动因、控制动因合力而为的模式。

诺特斯坦人口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人口转变论”札记

《人口学辞典(未定稿)》关于“人口转变论”的辞条认为:西方“转变论”者将出生率的下降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反对将避孕和现代节制生育运动看作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该辞条说;“人口转变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口过程不是一个独立自行运动的过程,而是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密切相关的过程”,“诺特斯坦把自己用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来说明出生率的下降的做法称为标准解释”,他“不同意把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看作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出生率下降应归因于经济因素的变化”.我认为:这种提法只反映了诺特斯坦或大多数“转变论”者的早期思想,事实上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包括诺特斯坦在内的大多数“转变论”者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变革。

中国性别失衡转变与家庭发展:基于人口普查与公开数据的发现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正在由个体扩散至家庭层面,对家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基于宏观数据对二者变化态势的基本认识。使用200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基于人口和家庭转型背景,从家庭结构-功能构建家庭发展指数,实证分析最近20年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时空变化情况,探讨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性别失衡正在进入出生性别比持续下降、后果开始显现的转变阶段,省际因人口、经济、社会等发展差异呈现不同阶段特征;中国家庭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当面临性别失衡转变时,存在结构功能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总体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建议继续加强引导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以减少各年龄段性别结构失衡累积,积极探索面向家庭的性别失衡后果治理,充分考虑家庭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所处阶段,兼顾家庭结构和功能协调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转变期背景下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研究

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是选拔创新人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塑造和释放人口质量红利的有效路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其面临着招考制度设计是否具备科学性与适应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实现招生规模与质量的平衡等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人口红利转型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从完善招考制度改革、推动地域高职院校招考模式创新、加强多方合作等方面对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进行了探索。

人口转变理论视域下中国式人口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和条件。从“第一次人口转变”到“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状态始终呈现动态平衡,回顾人口转变的历史演变逻辑,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式人口现代化的启示性意义体现在:发挥人口转变理论的预测效应和政策指导意义、重新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生育的关系、推进本土化中国式人口现代化理论建设。在人口总量达峰、人口结构不断老化、人口素质大幅提升、人口流动愈加活跃的背景之下,推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思路要着眼于:积极做好人口形势研判,加强未来人口预期建设;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推动人口数据平台建设;构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推进福利保障制度建设;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趋势和问题

中国已经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常态背景下人口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文章将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分为五个阶段,结合人口转变趋势分析人口基本情况和人口的年龄结构,从三个层面剖析中国后人口转变时期存在的问题。宏观层面上,通过比较各国老龄化程度,锚定中国人口转变的重点;中观层面上,通过观察中国人口迁移方向,挖掘人口转变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微观层面上,通过理解个体婚育行为选择,警惕潜在的人口发展危机。最后通过与英国、日本两国人口转变经验的比较,结合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过程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提出相关行动策略,以期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新疆人口转变与发展--回应西方有关新疆人口“种族灭绝”谬论

以回应西方学者AdrianZenz有关新疆人口“种族灭绝”谬论为例,展现如何有效揭露和反驳西方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成就和政策的污蔑。从学术立场出发,根据新疆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材料,全面描述分析新疆人口转变及发展;应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揭露和批判“种族灭绝”谬论的知识和逻辑错误。研究结果表明新疆人口变化符合一般人口转变规律,伴随着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制度法规落实、婚育观念改变,新疆人口生育水平必然会不断下降。西方对新疆人口发展的谬论无视人类人口转变规律、无视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多重因素、混淆人口学统计指标、错误使用人口预测中的重要参数等,无论是在问题预设、观点论证上还是在结论上都完全不能成立。西方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成就和政策的污蔑多为三段论式的“套路”:站在“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上,从“有罪推定”假设出发;在这个假设下选择性地收集“证据”和“材料”;最后对片面的“证据”进行错误的使用和解读,最终证明得出他们预先设定的结论。对新疆人口发展成就的展现、对“种族灭绝”谬论的彻底批判,有助于纠正国际社会对中国、对新疆的“偏见”,具有积极正面的现实意义;全面解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期,新疆人口生育模式急剧变化引起的人口时期指标异常现象,对扩展和完善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转变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长三角人口结构转变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

从经济效率、经济联系和经济差距三个维度切入,梳理了2000-2021年长三角人口结构转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化特征,分析了人口结构转变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阻碍区域经济效率提高,从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人口教育结构优化、人口城乡结构和人口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高区域经济效率,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进而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应通过改善人口结构提高长三角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具体举措包括:增强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支持退休人员再就业,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推动城镇化进程,鼓励再就业人口流向第三产业;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促进高端人才流动。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确定性视野下的人口研究与应对

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深入认识人口不确定性的性质、来源及其在人口预测与政策应对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人口不确定性是人口系统的内在规定性,且在现代社会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下,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虽然人口不确定性无法被完全消除,但我们可以在深化不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将人口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控制在可知、可控的范围内,并充分发挥不确定性在多样性创造力上的潜力。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利用技术、知识和治理的优势,可以构建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人口及相关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在规模、年龄结构和质量结构等维度上的转变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经济转型发展又会对人口转变趋势产生反向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红利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体系形成,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表现和基本动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提升人才红利和改革红利从而加快技术红利释放,将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内生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界各国人口转变进程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未来部分国家在某一时期实现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至更替水平,率先走出人口转变过度,但整个世界要完全走出人口转变过度也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上述认识为理解过去及未来人类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社会人口结构转变视角下的深圳南头古城保护与利用

文章探讨了深圳南头古城实施保护与利用城市更新策略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成因和影响机制.基于公共卫生、建筑遗产保护、城中村更新、城市社会学等基本原理,文章构建了跨学科的理论框架,确定了评估社会人口变化和应用"新社会混合"的视角与方法.通过考察社会人口结构和城中村住宅的存量结构,综合应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文章证实了城中村社区和居民群体的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并体现出"新社会混合"的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持续关注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混合"的管控程度.

人口转变论的进一步思考

本文从个体与国家对人口再生产的双重价值取向入手 ,探讨人口转变的历史本质及其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归纳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模式。指出一定生产方式下个体对生育价值取向的转变是人口转变的关键 ,国家价值取向支配下的生育政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手段 ,但它与人口转变的本质是分离的。提出仅有统计指标是不够的 ,可结合现代化标准来衡量人口转变的完成。

“后人口转变论”质疑——兼与于学军、李建民博士商榷

本文就于学军、李建民博士的“后人口转变论”提出了质疑 ;对“后人口转变论”一文进行了较详细的解剖和评论。现阶段中国人口是否进入了“后时代”,“后人口转变论”是否形成了对传统人口转变论的突破和超越 ,是否建构起了新的人口理论 。

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

本文基于联合国对中国人口预测的调整结果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对劳动参与率、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等关键因素在2030年前的变动趋势做出了相关假设,并结合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情况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历史拐点的到来决定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趋势的必然性,而低年龄别劳动参与率的大幅下降和人口结构转变对总体劳动参与率抑制作用的加速共同决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从长期趋势来看,在产业与就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二、三产业保持着相对充足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而第一产业对劳动力则具有挤出效应;预测结果表明我国将在"十三五"末期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现阶段已经出现的就业结构性问题若不得到有效解决,则届时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失衡。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