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传统平原农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人口集聚区,也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与农户家庭总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农区发展演化三阶段的理论,并选取不同发展阶段的河南省吴庄村和山东省东店村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人口非农化特征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相关性,宏观层面的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是农户兼业行为特征的重要外因;兼业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种植结构调整改变传统耕作方式,优化了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结构,并推动农区进一步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机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推进该类型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农村人口非农化形式及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形式多样,对农地流转具有深刻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现代农业的发展。本文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对农村人口非农化的形式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分析其对农地流转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升学、择业、参军、投亲几种完整型非农化形式对农地流转有促进作用,长期稳定的农地流转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发展;务工这种暂时型非农化对农地流转有促进作用,但短期的时断时续的农地流转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发展;兼业这种不彻底的非农化对农地流转并无积极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抑制农地流转。最后,为促进二者良性发展针对不同类型的非农化提出对策建议。

拉萨市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分析了1997～2008年拉萨市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人口密度状况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意义,探讨了人口非农化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非农化趋势较为明显,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拉萨人口非农化与耕地协调系数均小于1,拉萨市目前的人口非农化对耕地的影响并不严重。

广东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现状分析

我国城镇化二元结构表现为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城镇化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衡量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化和城镇化是关系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问题。本文用广东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有关资料,对1990年“四普”以来广东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现状作简要分析。 一、广东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的特点 1.人口非农化速度加快,城镇化速度相对放慢 进入 90年代,广东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特别是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的推动下,广东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了高速有效增长。1980～1990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而1990～1994年则达到了20.2％。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调整,非农产业发展很快,三次产业比重由1990年有26.1:39.9:34.0转变为16.4:50.4:33.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经济的发展给人口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人口非农化进程加快,人口城镇化也不断得到推进。1990年广东省非农业人口1477.31万人,1995年增长至2035.37万人,增加了 558.0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期由23.51％提高至 29.77％,上升了 6.26个百分点。1990～1995年平均每年递增6.62％,比80年代的4.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小城镇人口非农化关系研究--基于1995-2006年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5～2006年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总量和每镇平均量两个层次，测算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口非农化的关系，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人口非农化的贡献弹性。研究发现，无论从全国总量层次还是从镇均层次看，公共投资对非农人口贡献效率均呈中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特点。从贡献弹性看，全国总量贡献弹性变化小于镇均贡献弹性，二者贡献弹性均呈下降趋势。建议当前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在中部地区，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人口非农化发展；西部地区通过撤乡并镇，扩大小城镇规模，以提高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缩小地区差距。

论人口的非农化与妇女的生育水平问题

一般说来,妇女的生育水平与非农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否仍然存在?非农化是否仍然是制约妇女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如果是,又有什么规律可循?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性及空间非均衡性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构建评价指标,以2002—2012年为研究时段,借鉴对耦合度系数模型加以改进的协调耦合度模型以及重心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及空间非均衡性进行定量分析,评价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及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呈上升趋势。全区协调耦合度由0.60上升至0.72,从中度协调耦合发展为中高度协调耦合。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的相互作用不断优化,三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步趋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耦合度区内差异较大,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化格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区内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产业与人口非农化处于相对稳定均衡状态,土地非农化与产业、人口非农化匹配程度不高成为区域城市化协调耦合发展的瓶颈。最后就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差异化城市发展策略。

辽宁小城镇地区经济发展与农业人口非农化

本文应用单元回归和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了辽宁小城镇地区农业人口非农化与各种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辽宁农业人口非农化是在人口、劳动力增长过多过快、人均耕地资源和积累资金双重短缺、粮食生产发展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开始的。在这种条件下,积极发展广义农业对农业人口非农化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比商业饮食服务业对非农化具有更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任何一种产业单独对非农化的推动作用都是有限的,应该以各种形式的工业化和各种产业的相互配合来推动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进程。

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耕地非农化有关问题分析

以怀化市为例,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出现的耕地非农化问题的成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耕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耕地非农化有着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耕地非农化有着复杂的社会制度因素。并力图为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耕地非农化问题提供政策选择。

农村非农化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分析

我国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必定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步伐。农村人口在非农化迁徙过程中,既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的风险,搞好城乡统筹,实施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中的以土地换保障的路径和制度性安排,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农人口转化与产业转化的均衡调整

本文从农村人口向非农城镇转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非农产业的调整,指出非农产业和人口的调整是生态福利和经济收益两方面均衡的结果。本研究建立在一个差分模型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调整达到均衡的条件,印证了中国非农转化渐进式改革的正确性,并说明在这种渐进的灵活调整过程中暂住证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次,文章认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非农产业调整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基础,并对现行各种入户政策和暂住证政策从生态资源角度作出了具体分析。

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为了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明确区域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发展状况,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的目的。[方法]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及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度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空间上,非农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非农化发展不协调的城市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协调度高值集聚区,极化效应明显:成都市、资阳市、眉山市、内江市为成渝城市群的极化中心,武汉市、咸宁市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极化中心,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扬州市、上海市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极化中心。下游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联动协调趋势不断增强,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中游地区人口非农化相对滞后是影响非农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上游地区人口非农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和产业非农化,是导致上游非农化协调度过低的直接原因。[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与地理区位条件、产业结构、政府决策行为是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城乡要素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宁波市人口再生产现状及成因

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全局的大问题。本文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最新资料,全面分析了本市人口再生产的现状。在提出四个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形成这一特证的原因。

推进西部农民的非农化进程 构筑解决西部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条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充分认识西部目前的人口问题对大开发的重要制约作用,必须努力通过“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来寻求解决西部人口问题的总体框架和政策措施,其中推进西部农民的非农化(包括城镇化)进程,乃是解决西部人口问题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西部人口问题对大开发的制约作用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既是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长期演变所决定的,同时又是影响今后该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速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之根本

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 是事关国民经济大局的大问题，也是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老问题，其根本症结，就是农村城镇化滞后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增加收入。因此，解决“三农” 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积极实施小城镇战略，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临界最小努力模型及其扩展在中国的实证分析

最初的临界最小努力模型描述了在一定的转折点将农业剩余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所应付出的最小努力程度 ,对年度努力状况未加细致分析。为此 ,我们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得到计算年度努力程度的修正模型和扩展模型。我们利用原模型和修正模型及扩展模型对中国就业非农化年度努力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利用原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 ,而利用修正模型和扩展模型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拟合较好 ,扩展模型尤为恰当。我们还将扩展模型用于研究第三产业化的努力程度 ,我们发现 ,在现有发展水平下中国的第三产业化实际上已经很充分。

温州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对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启示

近来，不断有媒介报到温州人不谈下岗谈转岗的新型就业观念。其实，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长期处于市场经济大潮中，饱经市场竞争风浪的结果。这种现象之所以在温州极为普遍，是与温州模式自身特点与形成机制密切相关的。因此，分析温州模式的形成机制，对于探索我国目前...

治理“空心村”不能牺牲农民利益

空心村是农村人口非农化的伴生现象，主要表现为村庄废弃和土地闲置浪费。全国空心村占地大约1．14亿亩，相当于5个北京市的总面积。根据测算，治理空心村可以挖掘30％～40％的增地潜力。现在，每年有近1500万青壮年人口从农村转移，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改革开放35年来，中央出台了15个“一号文件”，都强调要解决“三农”问题。但客观情况是，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无一例外都是财政弱县和农民穷县。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中，有43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有60个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

城乡隔离危机与小城镇建设

本文从长期的城乡隔离及其扩大的差距入手 ,进一步分析城乡隔离的弊端及其引发的深入发展的危机 ,文章最后指出克服危机的办法和措施在于 :大力建设和发展小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