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至重”:关于元代烧埋银制度的一个考察

现代刑事诉讼法律程序从生命最高位阶的司法价值理念出发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是对人身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的诉讼主体在请求民事赔偿时予以正当保护,这一科学的司法程序设计不仅有效防止国家刑罚权力被金钱等因素不法架空,而且也赋予了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合理赔偿的附加法律功能。但在古代中国社会有关包含民事赔偿请求的诉权内容早已存在,其中元代的烧埋银制度是我国法律史上第一个规定在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强制其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制。这一开创性的法律规范不仅对后世帝国统治者的刑事法律制度设计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末期民权意识的启蒙。

中医“人命至重”生命观融入医学生医德教育路径研究

中医学“人命至重”的生命观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人贵论”思想、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重生”思想以及佛家的“慈悲”思想。以“人命至重”的生命观为出发点形成了济世救人的社会责任、普同一等的行医宗旨、一丝不苟的从业态度、精勤不倦的学习态度、博极医源的探索精神等医德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因此应将“人命至重”的生命观融入医学生医德教育之中,通过加强救死扶伤职业理想教育,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化生命至上课堂教育主题,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丰富和创新护佑生命实践形式,注重医德教育的实践性等路径,切实提高医学生的医德素养。

中国古代法律中生命价值的双重性解析

人命至重是古代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观念表达。从古代法律规范来看,生命价值在法律中处于渐重的状态,刑法不断加重对个体生命的保护,收紧对死刑的适用,提高位卑者的生命价值。生命价值呈现出相对平等性色彩,但家、国利益都成为消解生命价值的因素,生命价值因此呈现出双重性。其原因在于,个体生命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双重构造。不过从整体来看,生命价值在法律中以等级性为基础,却以平等性为走向,这符合文明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机制初探

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是在自己特有的法律文化中进行,而这种法律文化对死刑的适用具有制约的作用。中国古代死刑在适用原则上是慎刑,这与中国古代认为“人命至重”有关。同时,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受到三个方面文化因素的制约,那就是“天人和谐观”、报应观、“无讼”的盛世观和仁政观。为了应以上原则和文化的需要,中国古代在死刑适用上创制出对死刑案件的分类,进而对不同类别的死刑案件分别对待。这样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死刑适用机制。

公私观念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古代“杀人无罪”为例

杀人者死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很多情况下,杀人由于不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在国家层面,政治治理、司法刑讯、捕盗、决罚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家族层面,宗族执法、家长教令、部分尊长对卑幼的过失杀害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个人层面,个人为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正当防卫、私人捕系,为宗族利益采取的复仇、维护尊长的正当防卫、家庭安全与财产的防卫,以及为个人利益的杀奸、杀婴、人相食等中的杀人未必有罪。从人命价值发展趋势来看,人命渐重;人命至重在古代是伪命题。受公私观念的影响,人命在国家及宗族利益之下,私要服从公;而宗族利益在与国家利益不绝对违背的情况下有一定存在空间,公对私又有所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