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增长与民生的权衡

假定城市政府制定户籍政策所考虑的主要目标是GDP增长率与居民人均公共福利增长率,则通过一个最优户籍政策模型可得出:城市政府所设定的户籍门槛,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市民征税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GDP增长贡献率、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力吸引力等负相关,而与城市政府对当地市民福利增长的重视程度正相关;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其户籍政策的自然走向是户籍门槛的不断降低直至消失,而公共福利初始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其户籍政策的自然走向则是户籍门槛趋于提高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以上推论有其丰富的政策含义,可为旨在减少城市户籍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找出一系列"杠杆解":实行对城市政府的GDP考核导向和对大行政区政府的民生考核导向;授权城市政府征收入户特别税;促进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推进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统筹与教育机会及资源的公平分配。

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与地方最优的差异及其调控

该文通过一个两地区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得出: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值取决于城市区域与城市外部区域间经济异质性上的初始条件;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值与地方最优值之间的差距与城市内、外人均公共福利、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差距正相关,而与城市政府对市民征税水平、城市政府对本地GDP增长的重视程度负相关;如果某城市的上述正相关影响变量值越大,或者负相关影响变量值越小,则其地方政府制定的户籍限制政策越是需要中央政府调控。然后,以上述模型分析为基础,该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55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公共福利、边际拥挤成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等项上的指标水平,得出针对不同城市的户籍政策的分类调控建议:认为只有那些人力资本回报率及人口密度均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才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户籍限制。但建议中央应通过调控来缩小户籍限制的地方最优值与中央最优值的差距;对于其它城市则应取消户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