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新解

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到来及智能机器自主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催生了“人工智能威胁论”,引发了正反两方面的激烈争论,而且对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使伦理学中本就复杂的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更加突出和困难。要合理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及围绕机器自主体的道德归属问题展开的争论,我们必须在对道德责任的内容、归属条件进行充分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道德自主体的标准问题,最终将问题聚焦于道德模型的设计与建构上,并根据对道德责任的重新界定,在智能机器的设计与研发过程中把“善”的理念嵌入其中,并且坚持预防性原则,让机器承担前瞻性责任,以使人工智能产品运行时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最大限度地发挥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人工智能道德责任归属——基于斯特劳森反应型态度理论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自主性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人工智能道德责任的归属问题。责任主体一元论认为,人类应该承担全部的道德责任;责任主体二元论认为,道德责任应该由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同承担;人工智能自我责任论则基于人工智能可发展的未来,认为人工智能作为具有智能和自主决策能力的实体,其所产生的道德责任问题应该归责于人工智能本身。究其三种争论的本质是对道德责任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故产生了对道德责任归责对象的争议。斯特劳森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责任的归属问题应该是在“反应型态度”的表达上展开的。基于斯特劳森反应型态度理论分析人工智能责任归属问题,使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更加明确。人工智能只能作为“客观态度”的处理对象,不被视为道德责任的承担者。而人类作为人工智能的研发、管理和使用者被视为“反应型态度”的对象,将承担全部的道德责任。

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归属——责任鸿沟争论及回应

责任鸿沟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激烈的道德争论,主要包括肯定、否定和解决主义三大立场。这场争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重性和责任概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一方面,人工智能兼具自主体与技术工具的双重特征,决定了人类自主体和人工智能均与机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均可视为机器行为的实施者。另一方面,道德责任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非常不同但又有一定逻辑联系的意思。人工智能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类型责任归属的分离,也造成了其在某些责任归属上的撕裂。但从人工智能的责任链来看,责任链始终是完整的,不存在所谓的责任鸿沟。

人工智能体道德责任归责问题探析

我们正在逐渐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道德责任归责问题逐渐凸显,产生了责任鸿沟,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体相较于人类或一般机器拥有独特的道德地位。人工智能体道德责任归责是回溯性与前瞻性结合,目的是预防人工智能体运用中可能的负面效果。通过单一主体进行道德责任归责会产生困境,因此人机联合归责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向,即人工智能体作为虚拟责任主体,与作为完全道德主体的人类组成联合体,在人机联合归责中,以“虚拟”方式担责,实质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谴责与惩罚的减免与推迟。这并不意味着人类逃避了道德责任,而只是承担道德责任的方式有所改变,是为了真正凸显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厘清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使人工智能更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

科技哲学视角下人工智能的可控性与道德责任

在科技哲学的视角下,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可控性与道德责任两个重要问题。本研究首先定义了人工智能的可控性,指出虽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人工智能的本质可控性决定其不会替代人类。为了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的潜力,而又能有效防止其带来的风险,我们主张在坚持人工智能的可控性的同时,强化科技伦理的教育,使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参与者能明确自身的道德责任。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和使用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制度的建设,发展科技伦理学理论,肩负起对人工智能的道德监管责任。最后,作者强调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要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即以提升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价值。本研究的结果可对科技哲学、人工智能,以及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归属探赜

当代人工智能发展日益复杂并拥有一定自主决策能力,其道德责任归属问题在当代备受关注。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决策和行为完全基于预设的算法和输入的数据处理,它们没有人类一样来理解或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和伦理标准,其道德归属主要由制造者和使用者承担。尽管,人工智能的道德归属还面临一系列的其他挑战,相关方应从法律和伦理对策入手应对这些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迷思与解蔽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不能离开道德。道德既是人工智能理性的整合器、人工智能发展的导引器,也是人工智能犯罪的抑制器。人工智能在让人类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价值迷失、道德秩序紊乱、道德责任消弭、道德自由衰落、道德信任缺失等一系列道德迷思。为此,要通过强化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培养人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道德推理能力来捍卫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智能时代道德的运用者和审视者;要设定人工智能研发和使用的道德圭臬,促使价值理性回归,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要通过优化算法设计、规范算法使用、强化算法监督等多种途径构建完善的算法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算法合法、公正、透明,从而有效维护智能时代的道德秩序;要将道德原则嵌入智能机器设计,赋予人工智能道德感,从“关系转向”的视角重塑和谐共融的新型人机关系,进而形成人工智能发展和人类福祉增进的双赢局面。

人工智能法律地位如何认定?

人工智能已经引发众多的法律问题,而对于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之定性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法律主体认定的核心在于理性,即理性是主客体区分的根本所在。人工智能在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对现行法律规范造成许多挑战,例如人工智能致人损害的责任划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以及有关人工智能的数据保护等。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及侵权认定研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一经问世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能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这一问题与人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也包括商标的设计、创新等内容,对此,国内外看法不一,理论界也存在较大分歧。溯源至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根基,无论是基于财产论、劳动价值论,还是知识产权激励论,都应充分肯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保护性。本文试图在现有著作权法框架下明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权利归属及责任分配。

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科研伦理问题分析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以ChatGPT为例

0引言当前,人工智能(AI)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变革,其中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崛起,为未来的科学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并在诸多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其衍生的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公平性争议、责任归属模糊等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部分人认为AI的研究和应用要与社会主流道德观、价值观相符,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要确保未来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为社会福祉作出贡献。也有人认为过度的监管和束缚反而可能会限制科技创新的步伐,强调技术进步、学术自由和价值中立的重要性,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以促进科学的繁荣发展。为实现“负责任的自由,戴着镣铐的舞蹈”,科学界必须谨慎地把握这种微妙的平衡,确保负责任地利用AI的创新潜力。

涉人工智能产品犯罪刑事责任的归属与性质认定

在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者未违反产品操作或使用规程的情形下,人工智能产品引发危害结果的过失犯罪刑事责任应归属于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违反注意义务是其构成相应过失犯罪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违反结果预见义务则是认定其违反注意义务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认定涉人工智能产品犯罪性质时,面临着无法准确评价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和人工智能产品生产者的主观罪过,以及不符合相关罪名主体要件的“尴尬”处境。对人工智能产品生产者的过失犯罪行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认定无疑是较好选择。

有限人工智能体道德行动的可能条件与设计进路

有限人工智能体是集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及前沿技术于一体的高级机器,这些机器内嵌的道德技术设定使其能够实现“相对满意”的行动效果,不断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但一直以来,针对有限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行动问题争议不断,学者们围绕有限人工智能体能否作为道德行动的主体、其道德行动的程度及其行动范围展开探讨,形成了相互冲突的观点。化解这些冲突,不仅需要理论探讨,而且须结合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廓清有限人工智能体道德行动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包括有限道德体的拟主体性、基于统计学的认知计算及“相对满意”的行动效果评价,它们赋予了有限人工智能体道德行动的可能性。而在行动设计方面,研究者、制造者、生产者和管理者可借助弗里德曼的“价值—技术”互动方案结成技术共同体,在科技部门的严格监管下,实现“方案—研发—监管”的闭环,协同推进有限人工智能体的良性发展。

人工智能医学诊断系统的道德责任研究——以责任空场问题为中心

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给道德责任的划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其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责任空场问题,即每个人似乎都没有过错,因而没有人会承担责任。通过尝试区分直接责任与角色责任,并引入弗洛里迪的分布式责任,可以解决道德责任空场问题。直接责任是错误作为所导致的责任,而角色责任是失职不作为导致的责任。不作为可能导致损害,也可能不导致损害,这属于道德运气的范畴,但如果导致损害,一个人需要为失职的不作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既不存在直接责任,也不存在角色责任,所有的坏运气就由分布式责任兜底。角色责任和分布式责任的提出可以解决责任空场问题。医学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数据标注者、监管者和使用者,如果因为不作为导致了不幸的人工智能医疗事故,那么就需要承担角色责任,承担坏运气的后果,如果是一种无人负责的不幸,就需要一种分布式责任来共同承担坏运气的后果。

人工智能体作为有限道德代理者的道德责任

人工智能体在“人—机”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与人类社会的律师、股票经纪人、演艺经纪人等类似,扮演着代理者的角色。它不具有初级利益,仅具有次级利益,是有限道德代理者。按照角色责任理论,人工智能体作为有限道德代理者须承担一定的代理责任,但从道德实践来看,它并未如人类代理者一般被问责和追责。这种“问责”与“担责”被分开的有限道德责任是他者维度的道德责任,包含两大内涵:对他者(人类)负责;被他者(人类)所期望和赋值。“为他者”或者说“为人类”,是人工智能体道德责任产生的基础。在他者意义上,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责任被设计、被赋予,也被确立,其实质是一种“趋善避恶”的预期性道德责任,具有强烈的他律性特征。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地位研究——基于责任论视角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坚持道德地位的必备条件是非凡的意识和意志,所以人工智能体不具备道德地位。实用道德责任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体即使不具备意识,但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是“道德能动者”,因而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二阶道德能动者”,具备非完全道德主体地位,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可以与人类一起构成“人机混合能动者”;而人机混合能动者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

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归责问题探究

面临人工智能自主性的不断提升和人工智能的道德过失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作为行为主体承担道德责任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人工智能如果能够道德责任归责,他们必须满足成为行为主体的“自主性”条件。行为主体的“自主性”包涵三种要素:自主选择、理解规范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自我否决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具备成为行为主体的三种要素的部分构成,但拥有部分构成不足以使我们承认人工智能是道德责任归责的合适对象。

人工智能时代个体道德处境与德育的时代责任探析——基于技术哲学的生命结构观

在技术哲学的视域下,人的完整生命是“人”与“技术”的合一,人在发明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发明着人,给予人超越性的力量,使人的生命空间得以扩展。然而,技术的存在与发展也会让人陷入风险之中。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机器的“智能”对人“意识”的僭越,使人面临着道德主体性失落、价值失序、伦理精神缺失等问题。对此,道德教育应当肩负起时代责任,引导个体重新审视人、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对包括现实与虚拟在内的生活世界形成伦理认同,使之成为具有伦理精神与行动能力的道德主体。

人工智能“合乎道德责任设计”的信任问题探析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和行为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将是未来科技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从我国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中"负责任人工智能"的概念出发,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合乎道德责任设计",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工智能的不同道德决策路径,明确智能机器的推理过程,就此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中的信任问题进行探究,进一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和可预测性,提高公众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嵌入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道德主体面临着众多质疑,强人工智能的兴起及其对人类智能的极大增强与可能超越使得人类高度重视并赋予其道德主体资格与权利。我们必须为智能机器嵌入道德准则,但又面临着三重难题:一是程序员本人的道德取向与品质;二是为智能机器嵌入何种道德准则,例如无人驾驶所面临的道德悖论;三是不同智能体之间如何达成道德妥协。人机融合与责任伦理将是未来时代应对智能机器的有效路径。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面临的道德责任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制智权”已成为各国争夺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高度自主化和拟人化的特性,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伦理争议。人工智能的引入,将对传统的战争责任划归模式产生冲击,进而引发责任鸿沟、责任分散和道德推脱等问题。深入研究现象背后的成因,探讨道德责任困境的破解之道,既是发展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必须跨越的关键隘口,也是对未来战争进行伦理约束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