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的刑法保护问题研究--以行政法与刑法之协调为中心

除养殖水产品和畜禽外,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在法律上属于野生动物。刑法主要以资源保护、财产保护、市场秩序保护及公共卫生保护等模式对此类动物进行保护。从行刑协调角度看,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受刑法保护,既受收购、运输、利用等相关前置行政管制规范制约,也受到双轨制管理模式及名录制度的深刻影响。现行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制度与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法存在一定的抵触,应做调整。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在两栖爬行类动物人工种群保护方面可能发生竞合,使同一行为受到截然不同的刑法评价。建议最高立法及司法机关对此类人工繁育动物的刑法保护制度予以明确。

人工繁育花绒寄甲种群的越冬情况调查

花绒寄甲Darstarcus helophoroides是松材线虫病主要媒介昆虫—松褐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的重要寄生性天敌,其在松褐天牛适生区的越冬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翌年的种群基数和防治效果。本研究在山东威海和青岛的松材线虫病疫区内设置笼罩,释放人工繁育的花绒寄甲种群,翌年调查其越冬存活率和越冬场所。结果表明人工繁育的花绒寄甲在青岛和威海均能够成功越冬,平均存活率在50%以上,主要以单头成虫在树皮下和树皮缝内越冬。本次调查结果为明确花绒寄甲在山东省内人工移殖或引进的可行性提供依据。

论公共健康视野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重新审视以保护野生动物、保障公共健康为宗旨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认为其尚存在一定缺陷:立法目标单一,缺乏公共健康理念;界定是否为野生动物仅依靠名录;人工繁育种群分类缺失;对疫源疫病重监测轻防控。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做如下修改:将公共健康目标融入法律条文;依据生存状态来界定是否为野生动物;将人工繁育种群视为野生动物,分为濒危型、保种型、科研型、公益型、经济型五种类型,分类规范与保护;肯定已有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其检疫检验职能。

扎龙自然保护区人工辅助繁育丹顶鹤的保护实践

就地保护中实施迁地保护是濒危物种保护的较为有效的形式。扎龙保护区自1976年筹建以来，就计划并开展了以人工辅助繁育丹顶鹤（Grus japonensis）种群为平台的孵化、训飞、放飞工作，本文通过常规的统计方法对扎龙保护区自建区以来的丹顶鹤孵化、训飞、放飞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建区至今，人工辅助繁育丹顶鹤种群的年均孵化成功率为77．41％（1981年最高，为100％）；孵化成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约为27只（2003年最高，为52只），近10年来基本维持在30～50只之间；训飞规模在逐年提高，近年来基本维持在100～120只之间；放飞规模与训飞规模同步也在逐年提高，年均放飞8只，2009年以来维持在10只以上；放飞野化的丹顶鹤已记录于中国的江苏盐城保护区、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韩国铁原地区。进一步分析表明，扎龙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