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文化政治意义

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康有为,试图以西方自然人性论的视角来看待告子的“生之谓性”,他在批判以理学为代表的人性论基础上,明确指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认为欲是“天性”的表现,大同之世人人可得。在康有为看来,圣人只会顺乎人情,不会逆乎人情,更不会绝乎人情,那些力倡“义理之性”的儒者之所以反驳他,究其根本是没搞清楚真正的圣人之道。但这并不是说康有为完全倒向了道家的性“素朴”论而要“比于赤子”“复归于婴儿”。事实证明,与荀子、班固一样,康有为仍很看重“伪”的作用,他不仅赞成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论,更将“逆乎常纬以为学”作为治学的基本态度,主张“勉强为学”。康有为认为荀、孟的人性论是就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论的,荀子言“性恶”,面向的是礼崩乐坏的“乱世”;孟子言“性善”,面向的是人人皆为尧舜的“平世”。但相较而言,晚年的康有为更加偏爱得孔子精微之学的孟学。为此,他将“性善”当作与生俱来之“天理”、对长幼尊卑纲常伦理否定的武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而走向大同社会的起点。康有为标榜自己是孔子“真传”,其人性论虽精纯于传统,却自有创见,始终尝试在现实与历史的语境中构筑“自然人性”的神庙;在“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变奏中探询人性的未来。其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思考,既开拓了人性觉醒的新境界,更开启了后世对人性圆善与未来政治文明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