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伦理:人性基础、制度诠释与创新之辨

人性基础、制度设计与发展创新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伦理的基本维度。现代金融伦理构建的基础即人性,伦理性实际上就是合乎人性。经济性是现代金融业共同的人性基础,但各具体行业却因其人性差异而有所不同;现代金融制度的设计理应反映人性的要求,但实际上是否能做到则要具体辨析;金融创新的总体趋势应更加符合伦理性即人性,但某些金融创新却是反伦理性即反人性的。三者在现代金融伦理中关系密切,人性基础是制度设计和发展创新的前提,制度设计和发展创新则是人性基础的延伸;而制度设计又是发展创新的前提,发展创新是制度设计的发展创新。

教育的人性基础与人性化教育

教育是属人的世界,人性是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坚实基础。教育是一种以育人为目的,为了人的发展和人自身素质提高的实践活动。教育必须以人性为基础,真正开展人性化教育,具体做到:教育要以人性为基础,关注"育人"与"成人";教育人性化要克服"人的空场",并善用"惩罚";教育人性化要坚持鲜明的生命立场。

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

任何科学都与人性有关 ,经济法与人的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法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缺陷造成市场失灵而得以产生。道德人理念是经济法建构的人论基础 ,经济法的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制度都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政府干预失败是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破灭的逻辑结果。

论诉权的人性基础及其宪法化

诉权论被认为是诉讼的出发点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长期以来囿于民事诉讼法学的狭小领域,诉权研究者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各种诉权学说相继问世,认识上却莫衷一是、难成共识。"宪法诉权说"颇有新意,但至今仍停留在"理论假说"或"理论预设"状态,缺乏科学、缜密与充分的理论论证与说明。本文从诉权的人性基础、诉权内涵的时代变迁以及诉权的法律归属等方面诠释与论证"宪法诉权说",试图跳出民事诉讼法学的樊篱,寻找诉权理论的高级法背景,以提升诉权的法律品位,打破诉权研究的胶着状态。

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相结合的人性基础探析

现实个人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统一的存在物,这是坚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相结合原则的人性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正确对待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处理好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关系,处理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社会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个体价值或个人价值)的关系,处理好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正确发挥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人性基础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最终价值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

探索法的人性基础——西方自然法学的真谛

西方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观念,它既包含着我们一般所讲的法律,又包含着规律、权利、正义和理性等涵义。正因为如此,“自然法”是比实在法更神圣、更高级的东西,它既是实在法的基础,又是衡量其合理与否的标准。自然法观念的价值正在于此。

教育促进人类和平的人性基础与角色实现

与"和平教育"相关的人性论争执主要集中在暴力是否源于人的本性上。不同于暴力源于人类本性的传统看法,和平主义者坚持认为暴力源于社会和制度原因,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澄清人的非暴力本性,有助于阐明"和平教育"的作用机理,提醒人们重视教育可能加剧冲突、诱发暴力的负面影响。教育要发挥促进人类永久和平的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学校角色,以培育和平文化为核心,推动和平教育在学校的广泛开展。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

论非监禁刑的人性基础

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即不对犯罪人监禁、不剥夺其自由的刑罚。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非监禁刑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和管制。刑罚适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与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长期以来刑罚以剥夺人身自由的监禁刑为主,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犯罪也随之增多,特别是累犯和惯犯的增多,使人们看到监禁刑并不能实现人们预想的目的,而非监禁刑因为其符合人性的要求,在当今社会被广泛应用,成为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

社会个体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人性基础

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需要"鼓励社会参与"。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社会个体为什么会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虽然自然人及其本能的生物学阐释对于个体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种解释力相对有限。人毕竟是社会人,因此,社会人及其共同体意识可以更好地说明社会个体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动因。当然,我们对社会个体的共同体意识也不能期望太高,在理性的条件下,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可能是在权衡行动成本与行动收益之后所进行的选择。这种复杂多样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多种激励方式,鼓励和激发社会个体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解读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兼评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

自然法是一种需要通过人类本性倾向即人的理性知识去加以发现的不成文法。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张扬人的理性。因而,存在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和目的,并能够通过实在法使其具体化并得到补充的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探讨予以发现或者设计,从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达到人类道德的理想目标,这便构成了自然法意义上刑法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自然意义上的刑法哲学的合理内核则是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关注超越了社会的规范性秩序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刑法的一般命题和行为规则。

论宪法价值发生的人性基础

可从公民权利、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三个方面 ,揭示宪法价值形成的人性基础。人性综合体现为人的利益、自由、主张的需要。个体需要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集合成公共需要 ,公共需要必然升华为共同意志 ,共同意志被国家以根本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宪法价值。

中西方历史上“法的人性基础”思想比较

法根源于人性,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无不以人性作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他们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待于认真总结,并予以继承和发展。在对我国古代和西方历史的有关论述上,做一些介绍、比较和评价,以为"法的人性基础"问题的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经过初步挖掘和梳理,发现历史上中、西方的思想家大都认为,人异于其他物种的特点在于道德性,而法就是为了维护和增强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所发明的一种社会机制。虽然,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的思想家在表述这一观念时使用了不同的词语。

论制度的人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社会学基于不同的人性预设对制度的内涵作了不同的界定。制度是人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为了调整、规范自身的行为、关系而约定或制定的规则体系。制度的人性基础在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这种人性基础既有其客体性,又有其主体性。在制度的人性基础问题上存在着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错误观点。制度的人性基础的当下意义取决于制度在社会转型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我国的制度现状:构建新的制度体系和破除旧的制度体系的艰巨性。制度基于主体性经历了从"神本"、"物本"到"人本"的发展。

孟子德育思想的人性基础解析

关于道德的人性根源一直是困扰中国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孟子在性善论视域中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并以"道性善"为德育实施的基础,提出德育的目标及途径。不论是"道性善",还是通过"内求外修"的方式培养"尧舜"式的君子,都是以性善论为基础展开的。挖掘孟子德育思想深处的人性基础,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

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人性基础

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特殊性使人同动物区分开来。而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 ,人的需要又不是处在同一层次的 ,它的结构诸层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关系。这种结构的历史动变 ,表现为需要诸层级张力关系的变化发展。价值主体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密切相关。需要是构成价值主客体互动关系的前提和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不断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追求中实现自身价值的 ,离开了人和社会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异化成简单的工具 ,而失却其多种价值魅力 ,也必将断送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前程。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人性基础。

论教育政策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教育政策领域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教育政策必须以人性为基础。任何时代的教育政策都建立在这一时代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时代教育政策的特性,都取决于这个时代对人性的认识。教育政策应以"实践利益人"假设作为自己的人性基础。"实践利益人"假设的提出,将为教育政策的基本研究路向提供新的指引。

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基础

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意义,努力探讨加强湖北省和谐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动员和引导全省理论界积极投入到湖北和谐文化的建设中,2006年11月22日,由湖北省社科联同湖北日报、湖北省经团联主办、本刊承办的“湖北省和谐文化建设专家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从和谐文化的内涵及特点、国内外有益文化成果的借鉴以及湖北和谐文化建设的导向机制、保障机制、理论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讨。现将专家发言摘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试论民事主体的人性基础——从“经济人”假说谈起

任何科学都与人性有关 ,民法以人为本 ,与人性更有密切的联系 ,民法是以民事主体为“经济人”为基本假设的 ,“经济人”指合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本文拟从民事主体“经济人”假说入手 ,分析其人性基础 ,指出“经济人”的自利怀与有限理性与“性恶论”不谋而合 ,得出民法乃是以民事主体“人性恶”论为前提预设 ,正是着眼于防范人性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