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性治理”到“人情政治”——陕西省W县S村“公共性衰弱”的内在逻辑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庄治理"公共性衰弱"现象突出,"钉子户"搭便车行为危害公共品供给,村组干部公共性担当弱化,更为关键的是"人情政治"凸显。无论是干部的任命与当选,还是宅基地、低保等稀缺资源分配,都隐含着"人情"的逻辑。因为缺少充分的政治博弈和竞争,基于人情政治网络形成的"分利秩序"更具隐蔽性。少数人对资源的"俘获",稀释了国家财政对基层的反哺效应,诱发基层治理内卷化。

人情政治中的行政个体伦理困境初探

在中国现今的政治生活中,人情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过程和行政人员个体的行政行为。文章试从分析人情政治环境下行政人员个体遇到的各种责任冲突出发,探讨突破个体伦理困境的有效途径。

人情异化的内在逻辑与化解之道

人情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恩惠、情谊,甚至包括情面和礼节应酬等习俗。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都重人伦、讲人情,可以说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张人情网之中,人情成为立身、处世、办事必须考虑的因素,有着极高的心理文化认同。“撼人心者,莫先乎情。”对领导干部来说,面临人情关系,难免会陷入两难境地。不近人情难以凝聚人心,团结力量,谋事创业。

密县故事:民国时代的地方、人情与政治

民国时代,中心观念、政治组织、统治权威都呈现漂移的状态。这一切,又是近代中国不断流变的结果。作为民国时期中央板块和地方板块交错和对接的地区,河南呈现了民国时代观念、社会、政治漂移的多种面相,密县则由于樊百全这一人物的出现,成为就近观察的良好站点。樊百全在密县的成长,其和县政权及当地社会的复杂互动,以及抗战时期中共在密县的发展,都与人情政治、结构裂缝、权威漂移等大背景息息相关。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共可谓一股坚持原则的清流,其之所以成为各方瞩目的对象,和这一点不无关系。然而,中共的统一战线开放出的多种可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和这个时代的交结,或许,这正是中共这支力量的特别之处。

个体伦理:新时期领导道德修养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领导干部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严重,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对领导干部进行个体伦理建设的教育,导致个体伦理的缺失。就公共行政伦理的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和个体伦理而言,尽管制度伦理重要,但个体伦理(具体表现为领导干部的个人的人格、价值观和信仰等方面)却更加重要。本文针对如何提高新时期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结合当前个体伦理的发展现状,论证了加强个体伦理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作为改革目标的专职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大于情",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由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始终没能得到大多数改革者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关于中国法治的研究和改革,应当"认真对待情理"。

旅渝鄂籍政要与战时湖北社会——以何成濬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旅居重庆的鄂籍国民党军政要人群体在湖北地方政治格局中扮演了特殊而关键的角色,其中何成濬较具典型性。战事之初,何成濬卸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转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虽客居重庆,但他仍十分关注并积极介入湖北省内事务。在湖北省府与第五战区、湖南省府爆发的军政冲突、省际冲突中,何成濬联合其他旅渝鄂人坚定支持以陈诚为首的湖北省府。为缓解湖北绵延日久的严重灾情,何成濬通过"湖北旅渝同乡会"这一民间组织,积极筹措物资,赈济湖北灾民。何成濬等旅渝鄂人的活动,一方面强化了湖北人士的群体意识,另一方面对战时湖北地方社会也产生实质影响,同时亦折射出传统的"人情政治"在抗战烽火中的独特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