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基于浙东J村的调查

人情作为村庄内部的一种互惠机制,历来具有货币储蓄和面子积累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情的传统机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浙东J村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庄的人情圈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以J村的经验个案为例,本文着重分析了人情的进入与退出规则,从中可以发现,东部农村的人情规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人情机制在实现自我变迁的同时,促成了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成的转化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机制实现了自我维系。

农村私企老板与职工的关系:一种人情的运作——以苏中地区Q村为例

农村私企老板与职工的关系并非纯粹的雇佣或上下级关系,人情被当作一种有效的非正式的手段用于建立和促进双方关系。人情运作的目的,除了沟通感情、加强联系外,资源交换以获取物质性利益是其最主要的考量。另外在"做人情"过程中炫耀地位和面子的心理导致农村私企老板与职工人情频繁甚至泛化。人情如果运作不当可能会导致冲突,陷入"人情困境",人们通常会考虑自身所付代价和权衡得失做出选择。

人情债与人情味:乡村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基于湖北省Z村的田野调查

仪式性人情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也是理解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人情理论无法解释人情的延续,以及村民愿意接受人情剥削、压榨的现象。通过分析湖北省Z村仪式性人情发现,发生在生命历程不同节点的仪式性人情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和不同的交往规则,并在人情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人情债和人情味两种运作机制。前者通过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算计、村庄的舆论促使人情往来保持在一种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新界定与区分,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后者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营造了浓厚的人情氛围,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亲密情感。通过这两个机制,仪式性人情展现出情感与理性相结合的倾向,推动了仪式性人情活动机动、灵活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