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下数字金融对农村人才流入与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2个层面验证数字金融信息化创新对农村人才流入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信息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数字金融信息化创新可以生产出便捷、低门槛的数字金融产品,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促进农村居民创新创业,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村人才流入,同时拓宽农村居民资源配置的渠道,进而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信息化创新对于农村人才流入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也会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程度、城镇化率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因此,推动乡村振兴要和当地经济科技发展协同并进。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各类人才的参与,新乡贤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通过评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人才流入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剖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人才流入的实践,发现其已建立新乡贤人才荐评机制、示范引领机制、人才涵养机制和礼敬宣传机制,但也面临着新乡贤入乡意愿与乡村人才平台信息供给不对称之间的偏差、新乡贤入农创业与现行土地金融法律法规政策供给不充分之间的落差;新乡贤入村安家与乡村人居环境不理想之间的反差;新乡贤乡土观念与乡村传统思想观念不一致的偏差的现实限度。对此,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政策扶植机制、孵化机制、使用机制和涵育机制,打通新乡贤人才流入的立体通道,让新乡贤“来得了”“留得下”“干得好”。

国际人才流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区域文化的调节作用

基于中国2004-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利用豪斯曼-泰勒估计方法,通过分人才类别、分国别(地区)研究,验证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区域文化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技术创新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长期人才、文化人才、韩国、英国、荷兰)与国际人才流入的交互项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权利距离、人际关怀导向、绩效导向(文化人才)、小团体集体主义(韩国)与国际人才流入的交互对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而且不确定性规避、权利距离的影响最为稳定,人际关怀导向次之。

从“人才流入”角度谈农村住房流转问题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一定量外来人才流入并扎根乡村,政府需要为这些外来人员在乡村购房提供便利。针对当前农村住房流转困难重重的局面,文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建立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制度;构建土地全民所有和土地集体所有两种并行不悖的房产制度;取消购买者“资格权”限制,鼓励外来人才扎根乡村。

国际人才流入、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吸引国际化人才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本文梳理了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对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工艺创新。影响机制方面,国际人才流入通过提高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技术距离越大,国际人才流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用就会被削弱。本文将国际人才流入对创新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为国家开展引才引智工作、加快人才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依据。

国际人才流入、人力资本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2—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国际人才流入和人力资本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呈西、中、东部下降趋势;人力资本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同样呈西、中、东部下降趋势;人力资本对国际人才流入与创新效率的关系具有强化作用,其中全国及东部有正向强化作用但不显著,中部正向强化作用显著,西部负向强化作用显著。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进口贸易发展

利用2003—2013年期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会对我国进口贸易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际人才流入对中西部地区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在实施积极扩大进口贸易新战略的背景下,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国际人才的引进问题,积极大规模引进各类国际人才,加强国际人才网络的构建,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流入所带来的技术资源和贸易信息,通过引进国际人才带动进口贸易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活动的联系,加快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积极大规模引进各类国际人才,转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模式。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国际人才流入、社会资本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基于2000-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分析国际人才流入、社会资本对中间产出及最终产出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更大;(2)国际人才流入对两类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最终产出)、西部(中间产出)影响更大;(3)认知型社会资本对两类创新效率均呈显著负向影响,东中西部存在差异性,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最终产出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东部则相反;(4)国际人才流入对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与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有关;(5)最终产出创新效率远低于中间产出创新效率,两者均呈东-中-西下降趋势。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和中国从全球118个国家吸引国际人才流入的宏观数据相匹配,检验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在其来源国OFDI的参与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从国别收入水平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提升企业对高收入国家OFDI参与度,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寻求特征。但是,从行业技术类型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却主要体现在促进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OFDI参与度提升,技术寻求特征并不明显。此外,从企业所有制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在提升内资企业OFDI参与度方面更为有效。基于此,加快构建国际人才网络,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流入所带来的融资信息和资本资源,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新途径。

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新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技术进步。文章采用199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即国际人才流入规模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将增加0.000055,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将增加0.000047,对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则没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主要来自学历留学生;研究结果还显示,自筹经费留学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明显大于获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进一步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发现,由于不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国际人才流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奖学金政策的个性化发展、人才合作项目的多元化发展以及高校国际声誉与教育水平同步提升等政策建议。

国企人才流动决策模型与人才流入管理模型分析

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给企业带来了人员和技术甚至市场的流失,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分析企业人才流动决策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人才有效流入管理模型,对有效预防人才流失、吸引企业需要的人才流入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本文通过将2000~2016年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累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了获得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此外,本文还采用各省份的空气质量状况(PM2.5)作为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寻求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以及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人才流入的几点思考

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必须以相应的人才队伍发展为支撑。采用常规办法改变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的落后状况无法满足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只有加快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入,把人才发展目标定位在相对高位上,才能与经济的跨越发展相适应。实现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入,应实施优先发展战略、能力开发战略、"柔性引进"战略、产业集聚战略、市场配置战略、制度创新战略等,强化人才开发合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畅通人才流入渠道,打造特色人才高地,推进人才资源市场化进程,以先进制度解放人才、发展人才。

国际人才流入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来华留学生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助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和构建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从来华留学生的视角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技术溢出特征。第二,相比于地理距离,社会经济距离成为阻碍国际人才空间技术溢出的首要因素。第三,国际人才流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吸引外资效应以及贸易引致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因此,应当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有效利用国际人才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同时打破国际创新要素流动限制,增强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国际人才流入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

面向全球南方的人才竞争加剧

半个多世纪以前,学生国际流动开始受到大学的关注,包括师生和科研人员在内的人才流失被认为对人才来源国造成直接损失。21世纪以来,人才流失成为全球人才流动的常见模式,人才流入和人才环流两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才流动可能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海外分校、特许经营项目、“三明治课程”一定程度上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发展,全球北方国家的主流政策仍致力于提高国际学生的居留率,以增加其熟练劳动力数量,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六个北方国家的大学教师教育经历与职业流动情况的研究也发现,近年来六国拥有南方国家教育经历的大学教师比率不断增加,且跨国攻读博士学位是学术人才流失的主要通道,再次证明南方国家学术人才流失的加剧。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

本文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与省市的国际人才流入数据相结合,研究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但这种效应因地区差异性和企业异质性有所不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因此,我们应重视国际人才引进,实行更为开放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降低国际人才流入壁垒,扩大国际人才的引进规模,充分发挥国际人才跨国流动的研发促进效应,加快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

国际人才跨国流动已成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和趋势,吸引国际人才、分享国际人才红利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2001—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和国际人才流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信息传递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研发促进效应是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主要渠道。(2)虽然国际人才流入没有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技术等级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了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额和出口目的地数量。另外,国际人才流入也显著提高了企业新出口产品的平均技术等级。(3)国际人才流入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因国际人才流入时间、企业所有制、行业竞争水平、企业地理位置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等因素而存在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行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国际人才对国内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管理人才向欠发达地区流入的成本分析

本文应用价格理论,从成本角度针对管理人才流入欠发达地区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管理人才要素在流动过程中,存在制度成本、文化成本、行为成本、经济成本、风险成本、家庭成本、迁移成本和心理成本,并提出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引进人才的对策。

打好“引育用留”组合拳 构筑人才流入优选地

樟树市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人才立市战略,全力打好“引育用留”组合拳,积极构筑人才流入优选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聚焦需求,构建引才“强磁场”。依托招才引智“新五条”,以企业用人、政府补贴的方式,为企业引进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人才,提供租房补贴、社保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