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

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商业文化潮流的抵抗姿态,但它在概念内涵、批评指向和讨论方法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局限了讨论的深度,影响其获得充分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刚刚过去的历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有直接关系,更深层的内在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匮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事实上,文化资源匮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高度。如何以开放而多元的姿态对待优秀文化传统,深化自己的思想文化内涵,是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很重要的课题,也是创作出真正创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

“消失”的美德——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学术写作伦理问题

以学术史、伦理学的跨域视野观之,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成果有限,直接原因在于,论证双方的问题意识、理论前提各有不同,“幸福”和“使命”的交锋成为话语生产的中心。更深层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与“义务论”的道德思想无法处理“自我-他人非对称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人文精神讨论”反而提供了一个建构“学术共同体”、恢复“知识分子”群体影响力的契机,即寻回被遗忘的“美德伦理”。

王朔与“人文精神讨论”

虽然1993年“王朔现象”周边是众生喧哗的,但是王朔依然成为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导火索和重要批评对象。经过从“躲避崇高”到“抵抗投降”的历史窄化过程,被标签化的王朔成为人们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剥开叠加在历史事件上的层层话语符码,就会发现基于生活经验的“个人实践性”不经意间被忽视了,而恰恰是这一问题和当下精神建构息息相关。

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

1990年代出现了文学商品化的潮流,催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立场,围绕王朔作品的争鸣可以看作文学批评不同倾向的集中展示。与此相关的"人文精神讨论"则是当代青年作家、批评家面对前所未见的"市场经济"的应激产物。经历过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批评家对此相对宽宏从容。"代际差异"成为商品化背景下1990年代文学批评及知识界的一个显著现象,提示了1990年代迄今文学界、知识界思想发展的来由。

对峙与沟通──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再思索

对峙与沟通──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再思索李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以及人文学科诸领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震荡，出现了失衡现象。人文精神被委以拯救的重任，推到了前台。《上海文学）、（读书）、（东方）、《文艺争呜）等多家杂志参与了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

生命与理性之间——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

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二张(张承志、张炜)和二王(王朔、王蒙)所代表的不同观念的冲突,是来自于人的生命激情和理性之间的矛盾.它既是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矛盾,也是人类历史友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矛盾,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人文精神的深度.

论人文精神讨论与其周边故事的互文性

人文精神讨论虽然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有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但是它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必须寻找一条进入它的文学路径,来重审人文精神讨论。而研究人文精神讨论与其周边故事的互文性即是一条比较好的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文学路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分析与解读人文精神讨论与构成其周边故事的20世纪90年代初史铁生的写作实践、"《废都》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海子神话"在90年代的蔓延、顾城之死等文化事件的互文性来重新理解人文精神讨论和90年代。这一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文学路径的方法论意义是,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文化事件的互文性中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从而理解90年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历史主义——论人文精神讨论前后王蒙的思想姿态

人文精神讨论前后,王蒙在《读书》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反省中国革命乌托邦与道德乌托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王蒙在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观察现代中国历史与现实时,既有对乌托邦的留恋,又有对反乌托邦的肯定。这一切构成了人文精神讨论前后王蒙的思想姿态。对王蒙在人文精神讨论前后这一思想姿态的深入讨论,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拓宽理解人文精神讨论和人文精神的视野。

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思考

自1994年开始的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吸引了众多文人学者的关注和参与,至今已公开发表有中关论文6多篇。而对于这场讨论本身,许多学者也给予了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文精神讨论”:20世纪90年代思想交锋的一个面相

一、“现代性”与讨论的缘起《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揭开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序幕。“人文精神讨论”有其内在需求,“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1)。

“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对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反思

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作为一个标志性文学事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一种迥异于1980年代的方式由此得以凸显,而这种主体性变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分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值得再次反思。在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视野中,通过辨析此次讨论中的“自诘与反诘”,探讨由此生发出的“失语与嗜语”现象,进而对当时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自救与自我认同”达成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许可以为此次讨论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借鉴。

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

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是继"人道主义讨论"之后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场大讨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规划和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复杂性,我们现在还无法对其功过是非做出适当的论析,然而这场讨论又是与90年代文学的展开息息相关的。某种意义上,不探究"人文精神讨论"和"《废都》批判"这两个重要事件,人们难以从研究的角度重新走进90年代。鉴于这种状况,本文采取后退式的研究视角,将人文精神讨论文章变成注释性的历史文献,希望在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中看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寻找重新对话的可能性。

寻找历史的缝隙——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述评与思考

"人文精神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论争之一,涉及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人文知识界遇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人文精神讨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事件"和"话语"两个层面,缺乏一种整体的"历史化"视角。以"历史化"的方式来重新观照"人文精神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文学,将会发现"十七年"文学是一个被遮蔽的参照系,"人文精神"讨论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缝隙",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在此互相建构并生成各自的历史想象。

当代中国的一种知识考古——从“人文精神讨论”的反思开始

2003年5月于上海五角场。张:杰声来上海为他的毕业论文收集材料,并尽可能写出初稿。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以重审“人文精神讨论”开场,但接下来主要研究的却是90年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问题。今天我们是否围绕他的研究,各自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学

一、人文精神讨论概况 自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之后,人文精神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是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热”和“主体性思潮”之后,中国学术界的又一个热门课题。 起初,讨论只是局限于文学领域。实际上,这场讨论正是由文学界发起的。部分作家、文艺评论家有感于经济转轨时期,商业文化的迅速崛起,文人与文学的地位下降与失落,指出人文精神处于困境之中,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极度失衡,人文知识分子被抛到“边缘”地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文学家们用他们的生花妙笔。

现代教育与人文精神的没落

罗: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据我所知。当时的“寻思录”是准备讨论教育问题的,因为教育是文化、文明继承与赓续的重要手段,既然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检讨“人文教育”的内在阙失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除了零星的几篇文章,后来的讨论并未正面触及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缺憾呢?

人文精神与秩序再造

今日,我们该如何谈论人文精神中国正面临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危机。青年学者王晓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学界“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者之一——曾这样坦诚地表白,在“某种意义上,我自己正是一个精神上失了根柢的人,一个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四顾茫然的人”。这种被现下称为“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其实并非肇始于今日,其根源至少可上溯到一百年以前,所牵涉的内容也十分的广泛,就恰似一位海外治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曾指出的那样:“意义危机’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层面,……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过的。……在现代中国,精神迷失的特色是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三者是同时存在的。

精神堕落与精神寻根——人文精神再讨论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近些年是有长足发展的。但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对文艺批评的这种长足发展缺乏应有的理论总结,这是不利于当代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的。文艺批评建设是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只有改善文艺批评生态,不断提升文艺批评的质量和影响力,切实发挥导向作用,才能提升文艺批评的理论品质,从而促进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

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色:注重人格建设

本文提出，讨论人文精神，不应忽视清理本土的人文传统。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格的培育和建设，而这也是当前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人格，包括种属人格、群体人格和个体人格。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他总要思考生命的意义，有意识地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格的更重要内涵是恰当处理人际关系，协调人我、均衡群己的利益，珍重自己的自然人性、善于体贴他人，维护人格尊严，坚持人生理想。建设现代人格，需要继承和改造传统人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