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数字人权”的解构与追问

“数字人权”论争至今,正题与反题的交锋依次聚焦第四代人权、人权的道德基础、人权性质三个争议点。从逻辑顺序来说,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首先要看基于人的本原属性能否推导得出,否则无所谓第几代人权或人权新特征的问题。在人权本原看来,“数字人性”不是人之本性,倘若把“数字人性”视为人权的人性根基,则会导致主体虚化、形态变异、义务扩张的伦理危机。就人权结构而言,“数字人权”的价值证立欠缺最低限度的基础性,政治决断与学术论证的脱离会导致科学性存疑,对“三元结构”的突破不利于规范体系的稳定性。“数字人权”话语表达的逻辑、理论和知识生产存在着不自洽、不自信、不自主的缺陷,即因果倒置、路径依赖和重复生产。因此,对于数字科技与人权的复杂性关系,仍需从人权本原、人权结构、人权话语等多元视角继续追问。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走进南疆,感受人权发展的真实进步

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将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2023年12月,在第75个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记者跟随“人权行动看中国”采访团深入南疆,亲眼见证新疆人权事业真实的发展进步。

当代中国人权观: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发展人权事业的经验总结,为促进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数字人权”的结构整合构想

信息科技渗透生活世界,而“数字人权”存在概念模糊且话语破碎的问题,亟须进行有效理论整合。“数字人权”多路径解读交织,但由“信息人”立论存在悖论:一是过度概化了人的存在,二是虚构出的“数维坦”导致人权没有根基,三是跨语际概念错位。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显然比作为概念的“数字人权”更具优势,已然获得了稳固的话语力量,功用上也有助于纾解话语碎片化的困境。其破碎特征可以从法律、法治、法理三种话语载体中显现出来,从而有必要予以整合。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围绕数据核心,参考人权话语主体、客体、内容、关系的基本结构,可以从身份、概念、功能、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整合。“数字人权”通过生产和控制两个操作向度区分为四元关系,规划“数字人权”的谱系建构,可以区隔出四象限结构,而关于数字的人权诉求可以被整合其中。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资本主义“人权”话语的根本缺陷——兼论“劳动”与“人权”的本质关联

近年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总以“人权”为借口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状况,进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但资本主义赖以指责他国的“人权”话语存在根本缺陷:一方面,资本主义“人权”话语的理论基点是理性形而上学,难以切中人权的本质,只能停留于对“人权”的片面和抽象理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并不代表人类解放,异化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家和无产者、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使其“人权”话语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为理解“人权”的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点。在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性范畴,是人基于劳动的自由自觉性进行自我规定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权”必然要求在现实层面扬弃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进而确证的人的自由自觉性。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人的尊严:跨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纪念《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

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在人权领域的争议由来已久,《世界人权宣言》尝试以全人类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用尊严的名义统合多样性和差异。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尊严是人权共识的,则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首次以国际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人的尊严作为跨越人权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及《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也成为用跨文化对话达成人权共识的生动展现。在未来,让人的尊严成为一个有内容、有厚度的人权基础概念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数字企业人权政策的实证研究

数字企业作为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和海量数据的收集者、使用者,其运作容易带来隐私泄露、信息控制和算法歧视等人权风险。为推动数字企业落实尊重人权的责任,有必要对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的人权政策展开分析。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是否承诺尊重国际人权标准、是否具备解决标准冲突规则、是否包含完整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是否设置完善的人权补救机制、是否明确适用范围和是否得到最高管理层的参与是检验人权政策是否完善的基本要件。通过考察发现,100强数字企业的人权政策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有待完善,主要体现为解决人权标准冲突规则的缺乏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此外,数字企业人权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出关注产品未来的人权风险以及突出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及相关限制的特点。国家工商业与人权立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非政府组织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人权政策的制定,而拥有良好的人权政策还将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报告及政策体系、提升企业效益并开展有效的人权补救行动。

实践导向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最重要特征

当代中国人权观有许多特征,其中“实践导向”是其最重要特征。所谓“实践导向”,就是依据实践的要求、考虑实践的条件、根据实践的结果来确定推进人权的目标、道路、战略和方式。第一,在对人权实现目的的理解上,当代中国人权观并不是将抽象的自由作为人权的目的本身,而是将人权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共同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手段,实现人民生活幸福。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权”之辩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态势日渐明朗,在此背景下,人权是否会迭代为“第四代人权”逐渐成为时代之问。历史表明,工业革命中的科技迭代,并不能改变人权的前提——“人”。根据马克思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人的“类本质”不能与异化相混淆,故“人是数字存在”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所谓的“人权迭代”思维源于“三代人权”的理论误导。“三代人权”破坏了人权的体系性,否认了人权作为体系的应变能力。在人权的整体结构中,自由权驱动工业革命的同时也伴随着异化的风险,参政权的“积极参与”功能和社会权的“国家目标设定”功能分别构成了克服异化、保障弱者的机制。这套人权架构本身就有应对工业革命保障弱势群体的强大潜力,其内核在数字时代不会迭代。因此,数字时代不会产生“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

也谈“数字人权”——基于国际人权规范的视角

学术界就“数字人权”是否为新兴人权存在争议,判断“数字人权”是否为基本人权,要有实践和规范测试框架。在实践测试框架下,数字人权并未得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同;在规范测试框架下,现有国际人权规范已经包含“数字人权”的基本内涵。因此,“数字人权”并非新兴人权。数字时代下的人权保护需求可以通过现有的人权框架充分满足,“数字人权”并非必须另设独立人权类别。在全球数字时代人权治理方面,我们应坚持现有国际人权框架,同时警惕人权泛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人权新声·从人权保障角度看十八洞村减贫与发展的意义

2020年,中国通过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在全国农村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中国促进和保障人权实践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审议《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71个缔约国的履约报告,来促进经社文权利在世界各国的充分实现。审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方面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贫困。

美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充满自相矛盾

美国批判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单极霸权,但同时也难掩其担心两国实力地位更迭的焦虑。当地时间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各国人权状况开始普遍定期审议工作。此次审议中,美国、欧洲国家又提及中国新疆“打压人权”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权:文本与解读》推介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中,经典作家们首先试图回应的是“人是什么”。对于人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给予严肃对待,他们的思考与抗争,皆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尊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读到的都是“人权”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为根本理论指引。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人权论述,有助于科学地理解中国的人权道路和主张,有助于凝聚当代中国人权价值观,为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提供智识推动力。

国际人权斗争与公民的人权意识

国际人权斗争与公民的人权意识黑龙江省社科院金增林国际人权斗争的发展趋势及其新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对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人权意识问题给以充分的重视。本文拟从国际人权斗争需要的角度，对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及其提高的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一、国际人权斗争的...

人工智能时代人权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人权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机遇来看,人工智能赋能人权,保障并促进人权以新手段和新方式实现,拓展了人权的内涵,推动了世界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挑战来看,人工智能不但极大地挑战了基本人权,包括以隐私权、健康权和生命权等为代表的人身人格权利,以自由权、平等权和公平审判权等为代表的政治权利,以工作权和财产权等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且挑战了人权的底层逻辑和立足之本。究其原因,既有理论方面的对人工智能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对其技术异化造成的社会影响缺乏深刻反省,对数字时代的人权研究尚处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阶段;也有实践方面的相关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感缺失、人权意识淡薄,人工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存在各种缺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不健全等。鉴于人工智能发展对人权的赋能与挑战,因噎废食或放任自流皆不可取,人们应加强人工智能的本质研究和数字人权理论研究,成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推行价值敏感设计,建立起人工智能的人权风险预警机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做到随时监测、评估和调整。

新疆人权保障的成就及其对全球人权治理的贡献

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世界人权宣言》所提出的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理想目标。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新疆人权保障事业是我国人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进步,取得显著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新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全过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践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各族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各项基本权利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随之得到快速提升,新疆的人权保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疆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过程中,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权方面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积极探索人权道路,在掌握新疆人权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同时,新疆人权保障的成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对全球人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一座里程碑的历史

1993年6月14-2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是国际人权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此后三十年来联合国的人权工作奠定了基础、制定了计划,其意义远远超过了1968年的德黑兰人权会议。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从提出到举行历时三年半,其间筹备委员会举行了4次会议,非洲区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和亚洲区域各自举行了区域会议。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新格局中筹备的,与会者对会议的目标各有不同认识,对于会议的议程各有不同要求。会议最终协商一致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一份综合性文件,该文件尽力协调和反映了与会者对所有重要人权问题和工作的共同立场。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认识人权的普遍性,以及不同人权之间的关系。经过激烈的争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最终重申了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意义重大。《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一直指引着联合国的人权方案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