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数字人权”的解构与追问

“数字人权”论争至今,正题与反题的交锋依次聚焦第四代人权、人权的道德基础、人权性质三个争议点。从逻辑顺序来说,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首先要看基于人的本原属性能否推导得出,否则无所谓第几代人权或人权新特征的问题。在人权本原看来,“数字人性”不是人之本性,倘若把“数字人性”视为人权的人性根基,则会导致主体虚化、形态变异、义务扩张的伦理危机。就人权结构而言,“数字人权”的价值证立欠缺最低限度的基础性,政治决断与学术论证的脱离会导致科学性存疑,对“三元结构”的突破不利于规范体系的稳定性。“数字人权”话语表达的逻辑、理论和知识生产存在着不自洽、不自信、不自主的缺陷,即因果倒置、路径依赖和重复生产。因此,对于数字科技与人权的复杂性关系,仍需从人权本原、人权结构、人权话语等多元视角继续追问。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走进南疆,感受人权发展的真实进步

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将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2023年12月,在第75个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记者跟随“人权行动看中国”采访团深入南疆,亲眼见证新疆人权事业真实的发展进步。

当代中国人权观: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发展人权事业的经验总结,为促进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资本主义“人权”话语的根本缺陷——兼论“劳动”与“人权”的本质关联

近年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总以“人权”为借口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状况,进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但资本主义赖以指责他国的“人权”话语存在根本缺陷:一方面,资本主义“人权”话语的理论基点是理性形而上学,难以切中人权的本质,只能停留于对“人权”的片面和抽象理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并不代表人类解放,异化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家和无产者、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使其“人权”话语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为理解“人权”的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点。在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性范畴,是人基于劳动的自由自觉性进行自我规定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权”必然要求在现实层面扬弃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进而确证的人的自由自觉性。

“数字人权”的结构整合构想

信息科技渗透生活世界,而“数字人权”存在概念模糊且话语破碎的问题,亟须进行有效理论整合。“数字人权”多路径解读交织,但由“信息人”立论存在悖论:一是过度概化了人的存在,二是虚构出的“数维坦”导致人权没有根基,三是跨语际概念错位。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显然比作为概念的“数字人权”更具优势,已然获得了稳固的话语力量,功用上也有助于纾解话语碎片化的困境。其破碎特征可以从法律、法治、法理三种话语载体中显现出来,从而有必要予以整合。作为话语的“数字人权”,围绕数据核心,参考人权话语主体、客体、内容、关系的基本结构,可以从身份、概念、功能、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整合。“数字人权”通过生产和控制两个操作向度区分为四元关系,规划“数字人权”的谱系建构,可以区隔出四象限结构,而关于数字的人权诉求可以被整合其中。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人的尊严:跨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纪念《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

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在人权领域的争议由来已久,《世界人权宣言》尝试以全人类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用尊严的名义统合多样性和差异。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尊严是人权共识的,则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首次以国际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人的尊严作为跨越人权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人权共识。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及《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也成为用跨文化对话达成人权共识的生动展现。在未来,让人的尊严成为一个有内容、有厚度的人权基础概念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数字企业人权政策的实证研究

数字企业作为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和海量数据的收集者、使用者,其运作容易带来隐私泄露、信息控制和算法歧视等人权风险。为推动数字企业落实尊重人权的责任,有必要对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的人权政策展开分析。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是否承诺尊重国际人权标准、是否具备解决标准冲突规则、是否包含完整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是否设置完善的人权补救机制、是否明确适用范围和是否得到最高管理层的参与是检验人权政策是否完善的基本要件。通过考察发现,100强数字企业的人权政策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有待完善,主要体现为解决人权标准冲突规则的缺乏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此外,数字企业人权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出关注产品未来的人权风险以及突出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及相关限制的特点。国家工商业与人权立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非政府组织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人权政策的制定,而拥有良好的人权政策还将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报告及政策体系、提升企业效益并开展有效的人权补救行动。

实践导向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最重要特征

当代中国人权观有许多特征,其中“实践导向”是其最重要特征。所谓“实践导向”,就是依据实践的要求、考虑实践的条件、根据实践的结果来确定推进人权的目标、道路、战略和方式。第一,在对人权实现目的的理解上,当代中国人权观并不是将抽象的自由作为人权的目的本身,而是将人权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共同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手段,实现人民生活幸福。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坚持正确人权观 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人权、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既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人权治理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权”之辩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态势日渐明朗,在此背景下,人权是否会迭代为“第四代人权”逐渐成为时代之问。历史表明,工业革命中的科技迭代,并不能改变人权的前提——“人”。根据马克思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人的“类本质”不能与异化相混淆,故“人是数字存在”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所谓的“人权迭代”思维源于“三代人权”的理论误导。“三代人权”破坏了人权的体系性,否认了人权作为体系的应变能力。在人权的整体结构中,自由权驱动工业革命的同时也伴随着异化的风险,参政权的“积极参与”功能和社会权的“国家目标设定”功能分别构成了克服异化、保障弱者的机制。这套人权架构本身就有应对工业革命保障弱势群体的强大潜力,其内核在数字时代不会迭代。因此,数字时代不会产生“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

也谈“数字人权”——基于国际人权规范的视角

学术界就“数字人权”是否为新兴人权存在争议,判断“数字人权”是否为基本人权,要有实践和规范测试框架。在实践测试框架下,数字人权并未得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同;在规范测试框架下,现有国际人权规范已经包含“数字人权”的基本内涵。因此,“数字人权”并非新兴人权。数字时代下的人权保护需求可以通过现有的人权框架充分满足,“数字人权”并非必须另设独立人权类别。在全球数字时代人权治理方面,我们应坚持现有国际人权框架,同时警惕人权泛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追求——论李步云人权学科建设思想

李步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被誉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被尊为“法治三老”之一,最早倡导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谈到依法治国,无法绕开李步云,而发展当代中国人权学科更是无法绕开李步云。“一个中心、两个结合”是李步云推动人权学科发展的基本思路,即以人权研究机构建设为中心,坚持人权研究与人权教育相结合,坚持人权法学与人权一级学科相结合。李步云提出的“五个倡导、五个奠基”是当代中国人权学科发展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成就。首先,倡导人权基础理论研究,建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充分彰显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核心意涵,为发展人权学科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倡导人权教育,建言成立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传播和弘扬当代中国人权观,为发展人权学科奠定教育基础。再次,倡导人权法学,阐释和传播当代中国人权法治观,依法保障人权,为当代中国人权法治建设奠定学科基础。复次,倡导人权一级学科,阐释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权共同体,为全球人权治理改革奠定学科基础。最后,倡导“求实”“创新”“严谨”“宽容”的治学“八字经”,为发展人权学科奠定方法论基础。总之,李步云为推动当代中国人权学科发展而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结合”“五个倡导、五个奠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重要内涵,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权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影响深远。

人权新声·从人权保障角度看十八洞村减贫与发展的意义

2020年,中国通过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在全国农村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中国促进和保障人权实践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审议《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71个缔约国的履约报告,来促进经社文权利在世界各国的充分实现。审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方面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贫困。

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持续完善人权救济机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推动我国人权法治保障工作取得新成就。

美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充满自相矛盾

美国批判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单极霸权,但同时也难掩其担心两国实力地位更迭的焦虑。当地时间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各国人权状况开始普遍定期审议工作。此次审议中,美国、欧洲国家又提及中国新疆“打压人权”的问题。

人权法学教育的理念更新与路径优化

新时代人权事业在取得高质量全面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因而对人权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依托理念更新与路径优化两个维度,人权法学教育应遵循主体性、自主性、规范性、普遍性和跨学科性的新理念,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辨明西方人权内涵、研习国际人权规范、讲授中国人权方案及引入区域国别视角,旨在实现人权法学教育与人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频共振。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权:文本与解读》推介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中,经典作家们首先试图回应的是“人是什么”。对于人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给予严肃对待,他们的思考与抗争,皆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尊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读到的都是“人权”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为根本理论指引。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人权论述,有助于科学地理解中国的人权道路和主张,有助于凝聚当代中国人权价值观,为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提供智识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