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权公约》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综述

目前学界对《欧洲人权公约》(ECHR)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研究,主要从ECHR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程序、CAS案件实体问题的适用两个方面展开。除了ECHR第6.1条对CAS仲裁程序具有直接横向效力这一已为实践支持的结论外,学界对ECHR的刑事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性人权条款在CAS仲裁中的适用效力,仍存在争议。虽然否定其效力者解释了当前实践的合理性,但是支持其效力者的论述更有说服力,他们通过分析体育纪律处罚的准刑事性、体育仲裁的强制性和体育组织规则与人权保护的冲突,呼吁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构以合体系的方式统一直接适用ECHR相关条款,并建议改革CAS内部机制。既有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研究可以补充国际法视角:联结ECHR与国际人权法,丰富CAS仲裁的法源;结合传统法理学和新兴国际法学理论,加强规范研究;从不同主体、具体条款着手探索ECHR在CAS仲裁中的适用,以及CAS仲裁对ECHR的作用。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 ,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 ;在人权宪政规范上 ,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 ,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 ,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 ;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 ,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 ,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 ,同时 ,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 ,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 ,2 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人权公约与人权保护——国内司法实施的分析

国际人权公约设定了国家对个人的义务。在国内层面上 ,缔约国应采取立法、司法等措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国内层面的实施是国际人权公约实施的基础和关键。国际人权公约能否在缔约国国内法院得到直接适用 ,是由各国国内法予以决定的。按照我国法律 ,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不能在国内法院得以直接适用。

论我国监狱制度下罪犯的适当生活水准权——以国际人权公约为视角

适当生活水准权作为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监狱制度下,罪犯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获得了基本保障,但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比较,还存在着差距。为此,我国应当进一步改善监狱设施,完善监狱法制建设,加强对罪犯享有的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保护。

运动员诉权保障与《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佩希施泰因案件述评

欧洲人权法院对德国运动员佩希施泰因案件的判决,确认了《欧洲人权公约》对强制性的体育仲裁必须进行适用,公约第6.1条要求国际体育仲裁院对案件的审理必须公开,同时判决确认了国际体育仲裁院是独立和公正的审判机关。然而,从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的人员组成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大名单上的人员构成来看,体育组织能够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施加影响,使得具体仲裁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欧洲人权法院持异议意见的法官的裁决更有说服力。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否是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也存在疑问。尽管国际体育仲裁院所在的国家瑞士政府赢得了在欧洲人权法院诉讼的基本胜利,但国际体育仲裁院必须坚持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体育纠纷最高裁决机构。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

本文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 ,可以看到我国人权立法与世界共同标准不断接近的轨迹。尽管权利的确立和保障 ,要受一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 ,采取的步骤应与一国的国情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但毫无疑问 ,继续缩小两者的差异 ,解决相互间的冲突 ,是我国人权立法完善和前进的方向。

论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变迁——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公约中条款的认可。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一致性,因而产生宪法与条约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规范和完善我国宪法,实现宪政体制对两个人权公约适用的认同,必将促进我国人权宪政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

基本权利谱系与法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以《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法国刑事诉讼的影响为中心

五十余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诸多条款作出了更明确的权威解释,形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谱系。这促使法国刑事诉讼设立了"权利总则"——"权利立法"——"侵权无效"——"复合审"的立体式基本权利保障体系,扭转了职权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秩序、轻权利"的传统。法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善——基于国际人权公约的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困扰许多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科学地认识进而妥善、有效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课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而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一系列制度;既要考虑到预防、打击和治理青少年犯罪的需要,同时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成长的需要,以此体现和追求对人权细微关怀的基本理念。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罚,并在传统刑罚制度和刑事诉讼机制之外进行制度创新,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各地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为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院、少年法官)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人权规定之完善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公约中人权条款的认可。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人权规定之间 ,既有一致性 ,也有差异性。比较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现行宪法人权规定的异同 ,规范和完善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人权规定体系 。

国际人权公约与统一战线工作

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构成部分 ,也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一旦加入国际人权公约 ,国家就得承担相应守约义务。我国即将加入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是目前国际上内容最全面、也是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其对我国统一战线工作提出哪些要求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要求 ,是我们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诸如自治权、一国两制、民族、宗教、结社等相关问题上 ,我们须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公约、中国国情与实施公约、守约与保留等关系 ,通过不断完善国内法治环境 ,逐步创设各种必要条件来信守签约诺言 ,提高人权享受水平 ,以驳斥西方反华势力的无端攻击。

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以“儿童最大利益”条款为切入点

我国法院在判决书中主动援引国际人权公约的五个案件全部涉及《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条款,该条款经儿童权利委员会具体化后具有了更强的司法适用性。我国法院适用这一条款的方式既有直接适用,也有间接适用,其中直接适用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逐渐被间接适用所取代。法院援引"儿童最大利益"条款不是作为判决依据,而是为司法推理提供支持或者为判决结果提供更强的确认,这种灵活性使其成为法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更乐于接受的适用方式。当然,由于我国法院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援引公约条款的案件数量和事项范围都有待增加,适用公约条款的解释和推理技术也有待提高。

《欧洲人权公约》实施机制的发展

《欧洲人权公约》及其实施机制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约》自 1 953年生效后 ,缔约国通过一系列议定书不断扩充其所保护的人权内容并逐步完善其实施机制。而 1 998年正式生效的第 1 1议定书 ,更使《公约》的实施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撤消了欧洲人权委员会 ,设立了新的单一的欧洲人权法院 ,使个人、非政府组织或个别团体可以直接进入法院的诉讼程序。这一情况对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产生挑战 ,动摇了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的观念 。

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父母人权保护间寻找平衡——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为考察中心

《欧洲人权公约》的生效为重新思考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法律地位提供了契机。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采用了实用主义路径,而欧洲人权公约采用了权利中心路径,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实用主义路径所对应的权利位阶冲突解决方式并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权利中心路径所对应的利益平衡方式已为欧洲人权法院所普遍采纳。关系中心理论试图改变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架构,创设全新的冲突解决路径。以促进包含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的关系为目标的冲突解决方式无疑是未来法律改革的重要方向。

两个人权公约和我国人权宪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我国作为两个人权公约缔约国 ,有义务不断完善本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人权保障制度 ,以充分实现公约规定的各项人权。与两个人权公约的规定相比 ,我国人权的宪法保障在立法上比较完备 ,而在司法上却相对滞后 ,宪法诉讼在人权的宪法保障制度中仍是空白 ,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完善我国人权宪法保障制度乃至整个人权保障制度的当务之急。

论人权保护对人格权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卡洛琳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公约》推动德国隐私权发展为例

在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完善上,国际人权保护及其现代解读扮演着重要角色。卡洛琳诉德国案提供了一个从外部视角研究人格权的机会。该案推动德国法院逐步趋向欧洲标准,加大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力度。这种推动力的源泉在于《欧洲人权公约》的法制化。

《美洲国家保护老年人人权公约》简介与评价

"第四十五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所通过的《美洲国家保护老年人人权公约》包括公约目的、范围和定义,一般原则,缔约国一般义务,保护权,意识培养,公约的后续机制与保护手段和一般规定等内容,是老年人人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全球第一个专门保护老年人人权的国际条约,为世界各国老年人人权保护树立典范,给美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老年人人权保护的立法提供了借鉴,将会加速推动全球性老年人人权保护公约制定的进程。

国际人权公约视野下的妇女权利保障

在中国,妇女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和国家生活的主流,《妇女权益保障法》多数条文列举了侵犯妇女权益的法律责任。凡侵犯妇女权益的,依后果轻重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无论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或从中国相关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看,现实生活中差距都是存在的。就社会保障权利看,由于中国地区与地区间,城市与农村间,城市、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间,发展很不平衡,保障的程度差距很大。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由此造成的家庭矛盾不断发生,两性比例失调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适龄女童辍学率高于男童,在农村和边远山区尤其如此,一些女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文化程度差距影响她们就业和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高等科学技术人员和公职人员中女性数目低于男性,不能说与此无关;全国范围医疗保障覆盖面在逐步扩大,但低水平的情况短时间很难改变,许多妇女仍不得不继续忍受缺少合格的保健医疗的现实。此外,在人身权利方面,遭受性骚扰和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侵害方面,女性的数量仍然最多。以上问题的存在,既影响妇女权益保障的实现,也影响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当然,出路仍然是法治,各级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将法律落到实处,使我国妇女权益保障一步一步达到新水平。

欧洲人权公约中表达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初探

欧洲人权公约比较强调和突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但是,第10条所规定的表达自由权利总的说来并没有过分突出个人无限扩展的权利,而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做法:个人的表达自由权利自然受到依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的约束;个人的权利之行使不得违背第10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各种目标,而且,在战时或威胁国家生存的公共紧急时期,个人的表达自由必须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