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人权尽责:模式变化、发展趋势及多维治理方案

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兴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管理,通过产品可溯增强透明度,有助于识别和防范人权风险。同时,数字化供应链给人权尽责带来新的挑战。尽管数字化供应链存在商业关系不可预测性,难以确定责任方和取证方面的技术障碍,但以《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人权法仍提供了权威和务实的基石。因此,应在既有人权尽责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数字化的改造,基于国家的保护义务、企业的尊重责任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三个支柱构建多维治理方案。首先,明晰数字化供应链人权尽责中国家的保护义务,在与数字相关的法律中普遍纳入人权影响评估。其次,企业通过制定在适用于数字化供应链的人权政策在数字化供应链中适用人权尽责的方法。最后,通过协同方法减缓数字化供应链因网状结构而导致的补救障碍。

欧美人权尽责立法的反身法规制理念及进路——基于“当地居民”的视角

工商业中的人权保护是全球化时代中跨国企业规制的新议题,欧美国家在这一背景下相继出台了人权尽责立法。然而,欧美人权尽责立法并未实质性地将当地居民纳入考虑范围:当地居民无法有效参与尽责计划的制定,也无法有效监督尽责义务的履行以及获得赔偿。从系统理论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居民所处的全球社会系统与欧美国内法律系统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独立性。具体来说,欧美国内法律系统难以突破与全球社会系统的沟通阻滞性,也难以干预全球社会系统的运作自主性。人权尽责立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规制困境。对此,托依布纳提出的反身法理论对解决该困境有所裨益。反身法理论强调法律的作用在于通过对社会子系统自我调整机制的定位、矫正和重释,促进社会子系统的自我学习和分散整合。人权尽责立法在反身法统摄下应当立足于参与型国家,维持后国家型构,恪守温和教育者角色。在实践层面,反身法理论结合其组织、程序、沟通和权限理性,为欧美人权尽责立法的当地居民视角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发展进路支持。

企业人权尽责实施的模式、取向及启示

实施企业人权尽责是遵循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落实《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庄严承诺“实施人权尽责”,国家层面更需明确实施人权尽责的具体路径。通过类型化方式分析各国实施人权尽责的实践因而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政策化、法律化和条约化是实施企业人权尽责的三种典型模式,它们在表现形式、义务性质、适用范围与发展趋势上各擅胜场。我国政府可以在实施企业人权尽责既有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以政策化为主、条约化和防御式的法律化为辅的混合模式,并通过分别在国内行动、国际立场和立法对策中采取引导式、对话式和防御式的行动策略,推动人权保障与经济发展共进。

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的考量因素与类型化研究

《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在2011年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可后成为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核心国际“软法”文件,其中人权尽责是该指导原则第二个支柱“企业尊重人权责任”的核心要求。实践中,企业并未很好地遵守该指导原则和人权尽责的要求,导致人权侵犯事件甚至悲剧时有发生,这凸显了“软法”机制的局限性。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通过国内立法要求企业强制性人权尽责的运动,这些法律使得上述指导原则在国家层面由“软”变“硬”,具有了强制执行力。对已有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的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比较研究各国立法的适用范围和核心义务,预测其发展趋势和影响。

欧盟及其成员国企业人权尽责立法评介

为了使企业对因经营活动而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承担责任,欧盟及其成员国纷纷开展企业人权尽责立法,对企业施加强制性人权尽责义务。当前的立法实践呈现以强化企业问责为导向、以政府监督执行为保障、以企业规模大小为依据、以社会组织参与为动力的主要特征。同时,当前立法也存在法律碎片化问题突出、实质性尽责尚未实现、受害人救济仍待加强和保护性倾向较为明显的相对不足。通过对法律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欧盟及其成员国立法体现出义务内容日益严格、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制裁机制逐渐完善和立法实践趋向统一的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重视企业人权尽责立法的发展,通过主动应对的方式防范上述立法的不当适用对我国和全球供应链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企业人权尽责国际规范体系。

全球供应链治理视角下跨国公司人权尽责的法律规制

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使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日趋复杂,并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供应链治理为优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治理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合作治理与混合治理的方式应对当前治理差距。通过该理论可以发现,当前世界范围内以强制性人权尽责为核心的法律规制实践基本符合供应链治理的核心要求,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瑕疵。在“工商业与人权条约”进程缓慢、规制跨国公司及供应链商业活动迫在眉睫、人权尽责立法逐渐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背景下,以制定框架公约的方式推进全球供应链中跨国公司人权尽责的法律规制具有可欲性与可行性。法理依据、国家义务、强制性人权尽责、专职协调机构、冲突解决办法与供应商的救济是该框架的核心内容。我国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国家,政府与工商业界应进一步关注强制性人权尽责的国际发展,通过建设性参与工商业与人权国际框架公约、加强国内企业实施人权尽责等方式充分应对日益显现的“强制性人权尽责主流化”趋势。

供应链人权尽责边界的比较分析与法理反思

随着全球供应链日益冗长和复杂,供应链人权尽责正成为跨国公司问责领域备受争议的焦点话题。近年来,人权尽责领域的立法实践呈现出从自愿性软法向强制性硬法转化,从公司对自身业务的尽责向整个供应链尽责拓展的趋势。然而,对于人权尽责应在多大程度上拓展至供应链以及应以何种模式纳入国内法律政策,各国实践立场迥异。国际软法围绕供应链人权尽责边界的多中心化解释,不仅使其面临解释多元化、界限模糊化和实施程序化的风险,而且面临被误读和滥用的风险。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极力推动强制性供应链人权尽责立法,对全球供应链稳定与国际经贸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探讨供应链人权尽责的合理边界具有重要意义。供应链人权尽责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兼顾法律因素的合理性与现实因素的复杂性,根据公司与供应链中负面人权影响之间的不同联系程度分情境适用。中国应尤为警惕强制性供应链人权尽责立法的“寒蝉效应”,高度重视国家供应链安全与国际供应链竞争,积极推进联合国框架下自愿性人权尽责的实施,加快提升中国参与工商业与人权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供应链视野下强制性公司尽责与中国因应研究——基于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调查指令》的考察

近年来,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和供应链管控议题持续热化,欧盟以人权尽责调查和供应链经济持续发展为立法宗旨,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调查指令》,以加强欧盟内部市场的监管。本文研究发现,与其他既有立法相比,该法案中企业尽责义务的类型更加具体化和强制性,结合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双重责任方式,并利用供应链传导性扩大域外影响。同时,该法案在实体与程序规则等方面存在有效性和合理性等质疑。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制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因此,应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配套机制,推进国家供应链安全建设;加强企业供应链合规建设,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等。同时,还需警惕强制性公司尽责的“欧盟标准”输出和不良域外影响,完善涉外法治体系,提升供应链风险防控水平,以实现供应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仅供参考。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探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影响全球每个角落和每个群体,特别是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最脆弱群体。基于人权的方法将人权作为核心和指导原则,以确保人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运用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够实现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促进人权的实现相统一。被视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里程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其框架执行需要基于人权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督促企业开展人权尽责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方法,共同构成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基本范式,亦是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佳实施路径。

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的合法性研究——以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事件为例

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人权问题是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的首次实践。国际足联是根据瑞士国内法成立的组织,在国际法律文件与国际足联有关的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足联被认为是国内组织。在国内法维度,国际足联参与与国际足联有关的人权治理的法律渊源由瑞士国内法、卡塔尔国内法,以及瑞士和卡塔尔各自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保护的条约三部分组成。然而,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国际足联独立介入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人权问题。国际足联既不是卡塔尔或瑞士国内法规定的有权处理人权问题的法定机关,也没有取得国际人权公约、企业人权尽责规定的任何授权。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不具备合法性。

中国规制跨国企业域外人权责任的实践及展望

随着对外投资和经营规模的与日俱增,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域外遭遇人权风险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持续关注。近年来,为了更好地规范跨国企业的域外经营行为,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以督促这些企业尊重东道国人民的人权、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在国际人权法中规范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活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制定,为促进跨国公司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但是实践中,监督和引导跨国企业落实人权责任的制度、机制和行业规则的缺乏以及企业对于人权风险意识的淡薄,导致跨国企业在域外经营中仍然面临着涉及工作权、环境权等方面的人权风险。对此,中国应该从国情出发,着眼于工商业人权问题在国际层面的发展趋势,在适当参考他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采取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来探索规制跨国企业域外人权责任的制度和实践,以应对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并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人权治理作出贡献。

简析企业社会责任的人权维度与路径建构

企业失范乃至严重侵权行为频现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因其概念模糊、企业中心主义、非强制性等理论缺陷未能有效指导企业治理。在国际工商业与人权议程中诞生的企业人权义务概念,具有概念确定性与开放性、目的价值性和不可分割性、非自愿性和可救济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理论问题;同时,企业人权义务具有可操作性,能够通过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行动得以实现。国家应当培养尊重人权的企业文化、确保纵横两向的政策一致性、提供基于国家的救济途径;企业应当做到政策承诺、人权尽责和及时补救。

工商业人权治理的历史回眸与实现路径之展望——暨《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核可十周年

在工商业人权治理方面,中国政府将社会主体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社会责任纳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将工商企业尊重人权纳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社会责任国家标准、法律文本、投资及贸易政策。但工商业仍然面临“输入型”、“输出型”、“软法”失效以及法治营商环境构建的人权困境。2021年是《工商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核可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对国际社会实施工商业人权治理的历史和中国治理政策理念的转变进行回顾分析。在坚持合作治理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和优化人权治理措施来阐释并构建新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