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法视角下应对日本的核污染水处置

含有放射性核素的核污染水被日本排放到海洋后,将通过循环和富集作用进入整个生态系统,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且这种损害会伴随核污染水的持续排放日渐显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际共识,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是国家依照国际法与国内法应当承担的实质性义务。自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以来,日本在灾民安置、降低核辐射水平、核污染水处置等方面持续违反保障人权的国际法律,其行为已经或将持续损害本国国民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食物权等基本人权。福岛核泄漏事发后,民众与参与核污染物处置的工人被持续暴露在高辐射环境中,其生存权、发展权与健康权受到威胁。日本的灾民安置与环境恢复工作存在疏漏,该国国民享有的在不受核辐射影响的适宜环境中健康生存并获取食物的环境权与食物权受到损害。核污染水排海致使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人民也成为日本核污染的潜在受害者。人权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基本理念与宗旨,人权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对日本潜在的侵害世界人权的行为主动发声彰显了负责任大国担当。面对日本违背法律义务、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可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策略,如包括呼吁国际社会根据《罗马规约》以危害人类罪的罪名追究日本的国际刑事责任;推进关于生态灭绝罪与海洋环境犯罪的学理讨论。此外,可以坚持请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并尝试实体追责两条途径并行,同时借助国际人权组织的相关程序发声。

失独家庭人权保障与救济

失独家庭作为我国目前数量日益增多的特殊群体,其人权保障与救济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然而我国目前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却较少。因此,需要对失独家庭进行界定,从失独家庭人权保障与救济的基础理论出发,寻求解决该问题的路径。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试析人权语境下的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以我国《网络安全法》颁布为背景

安全权体现出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公民网络信息安全则是安全权保障问题在互联网领域的具体化。我国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对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秉持的"国家主义"立场与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存在着些许冲突,且保护理念相对滞后。作为应对,可将公民信息安全保护分为"通过制度的预防"和"通过人权的救济"两个方面。前者完善的重点在于更新安全理念,实现多元共治,后者的必然性可从价值、规范、事实三个层面论证,对公民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利救济则包括政治权利、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三个部分。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救济机制的完善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国家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其中包括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由于紧急权力的超强势地位,其侵犯人权的危险极大地增加。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和专制的出现,必须对紧急权力加以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制,建立紧急状态下的人权救济机制。

保障和发展体育人权:全球化时代体育法治的价值依归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表征现代文明的法治与人权,已跨越国界获得普遍化地发展,且随着发展观的演进,人权成为现代法治的根本指向。基于对现代体育发展走向及其与社会进程关系的整体关切,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历史与比较分析等方法,根据全球化背景下人权事业发展的法治化趋势,对现代体育随动于社会进步的人本走向和体育人权日益凸显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通过国际社会为体育人权构建法治保障和中国体育在人权法治加强中走向世界的阐析,揭示体育人权与体育法治的价值意义,以探寻和提升对体育发展规律的理性自觉。

中国信访制度走到变迁关口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它从确立之初历经了几次功能演变，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信访。这时期的信访受政治运动影响，主要以揭发问题和要求落实政策为主。二是1979年至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信访。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信访规模史无前例，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三是从1982年至今，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