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海外公民权益的国际人权机制保护

随着我国海外公民的增加,我国海外公民权益受损事例也不断增加。自力救济、当地救济、外交领事保护、ICSID机制等常用的救济方式虽对于我国海外公民权益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们也都存在不足,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以及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美洲人权保护机制和非洲人权保护机制可为我国海外公民权益的保护提供途径。所以,我们应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国际人权机制来维护我国海外公民的权益。

关于欧洲区域人权机制建立的几点启示

欧洲人权机制经历半个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为国际人权保护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也为亚洲建立自己的区域人权机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本文通过对欧洲人权机制的分析来阐述对亚洲区域人权机制建立的几点启示。

韩国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参与--基于利益与身份追求的考察

二战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主导并构建了一系列公约、条约和人权机构,形成当代国际人权机制。韩国对人权机制的参与渐趋积极,表现为批准、加入和落实核心人权公约;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表现活跃,尤其是参与人权理事会;倡导和传播新的规范,例如保护的责任。韩国的行为可从利益与身份追求两个维度解析。利益驱动力来自国家、朝鲜半岛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身份追求表现为韩国欲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寻求国际社会"正常国家"的定位。

联合国下的国际人权机制

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和制度建构,在宏观层面上,已经搭建起一个相当完备的国际人权保障机制;在基本的战争外部环境上,阻止对人权的大范围侵犯;在制度建设上,促成大量人权条约的签订并辅之以落实机关;在指导原则上,在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之上适度引进人道主义干涉;在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上,于危机中探索前进。

联合国人权机制在人权领域全球治理中的挑战和作用

人权领域全球治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日渐兴起的一个问题,是指全员通过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规范及机制来管理全球性的人权问题,促进人权发展的过程。人权领域全球治理超越了传统的国际人权保障的理念,以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客体的整体性与跨国性、治理价值的平等与合作性、机制的多层次性等特点,开启了推进世界人权发展的新时代。面对全球治理所提出来的民主化、合法化的新需求以及组织碎片化及单边主义的挑战,联合国人权机制仍将以其代表性和权威性继续发挥规制、监督、协调利益和组织行动以及构建多元化治理体系的作用,从而在人权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多边机制的重要职能。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沿革、贡献和问题

为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宪章宗旨,联合国成立并逐步形成了人权理事会、公约委员会和人权高专办三位一体的人权机制。该机制在制订国际人权标准、丰富现代人权内涵、支持实现人民自决权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东西方冷战大背景下,人权委员会一度成为联合国系统政治对抗最激烈的场所。由于各国利益和立场不同,对联合国人权机制存在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应对方案甚至南辕北辙。人权成为联合国工作三大支柱之一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联合国人权机制仍存在宪章性机构政治对抗严重、条约性机构不堪重负和人权高专办人员组成不够合理等问题。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在把握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倡导国际人权合作和向联合国人权机制输送人力资源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论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整合

联合国人权机制对于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受到政治化、资源匮乏和制度设计缺陷等问题的困扰。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整合是完善该机制的重要途径,体现了人权主流化和通过多边合作强化国际人权监督的思想。联合国每个人权机制内部、机制间以及对机制外部的人权资源的整合,在加强整个人权机制监督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一致性和持续性的同时,也对各国实践带来了挑战。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整合弥补了该机制原有的监督空白,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全面纳入了国际监督体系。它通过强化机制间的合作,不仅使联合国人权机制内部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和有效利用,而且增强了整个机制对于一国人权问题的聚焦能力以及实施力度。此外,整合趋势在强化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其他国际和国内组织合作的同时,还增强了该机制对于人权监督的全面性和多元化。对此,各国需要重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这一发展变化,通过加大对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监督机制的接受程度,切实提高国内人权状况和对国际人权建议的执行力度,进一步加强与该机制的全面合作,从而促进国际人权保障。

“主体间承认”与体系内文化安全——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为例

作者肯定了现有文化安全研究在"国家-国家"层面界定文化安全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指出了"国家-体系"层面对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个体国家文化安全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国际文化体系的认可,个体国家追求文化安全行为的根本动力应该是与国际文化体系的"主体间承认",而不是基于国家主体中心理性主义的成本-收益核算。因此,国家在寻求文化安全的过程中会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机制,参与的进程取决于双方实现"主体间承认"的水平,即使成本增加,个体国家也不会放弃参与,原因就在于参与能够带来更高阶段的"主体间承认",同时也就带来更高水平的文化安全。作者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为例,通过分析发现,经过"彼此认可"、"接受约束"、"享有成果"三个发展阶段,中国与国际人权机制之间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主体间承认",因此双方的互动并未因成本-收益核算失衡而停滞,而是得到持续推进。

亚洲建立区域人权机制的路径与选择

亚洲区域人权机制建设是当代国际人权法中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亚洲建立区域人权机制是施行《世界人权宣言》和维护本区域人权的有效途径,亚洲现有人权机制具有局限性,应在亚洲未来人权机制建设模式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欧洲、非洲和美洲区域人权机制的经验和缺陷,创建和完善亚洲区域人权机制的路径和方法。

论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改革

人权是联合国的基石之一。联合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大量的人权保护文件,成立了各种人权保护机构,初步确立了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和相应的实施程序。但在目前,这种保障机制仍然弊端重重。因此,重塑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增加人权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协调性和体制运作效率,是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改革的方向。

国际人权机制与世界人权的和谐发展

国际人权机制是二战后人类社会追求和平、正义的产物。国际人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为推动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平等、对话和合作提供了制度化的方式和途径，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构建和谐人权关系的步伐。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阶段性“遵约”行为研究

在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研究中,"遵约"行为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借鉴中外学者对"遵约"问题研究的一组学术对话,在国际人权机制领域进行了理论印证。研究发现,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四个历史时期中渐次出现了"程序性遵约"、"行为遵约"、"制度遵约"、"政治遵约"、"社会遵约"的特征,并且随着中国遵约程度的加深,依次获得了体系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和"价值承认"。被体系认可的中国把自身的价值观带入体系发展中,自然引发"体系变革",由此形成了"参与实践"—"体系承认"—"体系变革"的完整实践过程。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话语实践与文化安全

在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寻求文化安全是重要的动力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参与社会文化领域国际机制的互动中,中国的文化安全诉求表现尤为明显。文化安全诉求主要通过话语实践、遵约实践和创新实践来表达,其中话语实践是最根本的表达方式。以新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互动为例,话语实践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从活跃到稳定的发展变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参与国际机制寻求文化安全的目标实现过程。话语实践的变化与文化安全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对参与国际体系实践的关注不仅拓展了文化安全研究的视角,也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系统实现。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机制探析

精神病患者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在我国精神疾病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护被边缘化。我国对精神病患者的保护必须要将对其的人权实证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定出专门的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并将其落到实处。本文对精神病患者人权保护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应进一步完善我国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起我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冷战后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

冷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人权争议变得更加激烈,联合国人权保护作用和国际人权干预能力遭到质疑。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面临着诸多难题,其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非平衡性、天然的妥协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宪法的人权保障机制研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本文讨论了宪法保障人权的机制 ,认为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 ,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历史地看 ,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突出从宏观上的国家权力控制到微观上的正面规定基本权利的转变。我国宪法与现代宪法有暗合之处 ,但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非洲人权法院: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的重要进展

本文回顾了非洲人权法院出现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比较了非洲人权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 ,并分析了可能制约非洲人权法院有效运作的八个主要因素。本文认为 ,如果非洲联盟能够克服这八个主要因素 ,非洲人权法院将成为非洲大陆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有效监督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