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及中国人权模式

人人享有人权和人权内容的增加是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以集体作为权利主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出现导致了与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的中国人权模式注重以生存为本位的权利,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人权保护,注重人权的实用性,人权话语的议论给弱者带来了道德同情与关怀。今后的中国人权模式应该在坚持生存权利本位的同时,渐渐向自由本位的参政权和自由权延伸扩展,在实施方式上从行政保护向司法保护过渡。

普遍人权的解构与中国人权模式的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分析

西方启蒙时代以来自我标榜为普遍人权的自由主义人权观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解构,这一解构有助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左翼政治家超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狭隘视域,推动人权理论的更新乃至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人权观念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的消极人权,而是烙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在当代中国人权模式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仍然是一种主导性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思路去解读中国人权的形成和演进,将提供一个切合历史事实的视角,有助于更为中肯地评判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更合理地厘定中国人权模式与普遍人权的关系。

马克思人权理论基质及其对中国人权模式构造的意义

马克思人权思想不只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人权观和人权制度的批判上,如果把这当作其人权思想的全部,则降低了他对人权理论的贡献。马克思在对人的异化批判基础上,对人的全面理解、对人进行经济和历史分析、确立社会历史进步的人性化评判标准等理论,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人权观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人权观的核心理论基质,在当下人权话语领域诸侯割据的状态下,在马克思理论中探寻人权理想赖以生长的理论基质,有利于社会主义人权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人权模式构造的核心理论基础,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对中国人权理论体系的发展和现实层面的实现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论西方人权模式对东亚区域组织的不适性

西方的人权模式是与其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但其人权模式存在弊端,一味地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并不完全适合东亚区域组织。

基于人权模式残障观的《马拉喀什条约》解读

《马拉喀什条约》首先是一部人权条约,对条约的解读与实施不能脱离人权视角下的残障观。基于人权模式的残障观,对条约的解读应领会其促进平等的价值,不可误读为赋予残障者以特权。在条约的实施中,亦不可过度采取特殊化的设计加剧残障者的社会疏离。以条约实施为契机,推动残障观从个人模式向人权模式转换、促成“非物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理念,可使该条约实施的意义最大化。

人权保障模式下无障碍通行权利法律保护研究

无障碍通行权利是身心障碍者的基本权利和实现其其他权利的前提性权利。《"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人权保障模式为我国身心障碍者无障碍通行权利的法律保护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指导。必须从改变"残疾人"为"身心障碍者"的观念革新做起,通过政府主导、身心障碍者参与以及权利救济的立法完善等途径实现无障碍通行权利的法律保护。

人权的中国化模式及其与国际接轨

人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为本质的人的基本权利,它既是一种观念和制度,也是有关人权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国特色人权的真正构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多有波折,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通行于世界的全球化社会运动构成了中国人权建设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了中国人权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并制约着未来中国人权事业的路径选择。因此,坚守人权建设的本土化立场,主动与国际人权事业接轨,是当下和未来中国人权建设的关键。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的国际比较观察与本土优化路径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在我国实施30余年,其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效果不彰,主要由于制度总体较为简单粗糙且法密度低、社会对残疾人的认知以医疗模式为主、雇主注重雇佣轻度残疾者以完成雇佣比例、公共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存在一定的排挤效应。为此,可以从受益对象、义务主体、雇佣比例以及制裁和激励措施等细部规则考察比较域外国家的相关经验,以探寻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中的常见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替代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从提升立法的操作性和共识性、确保残疾人权利主体地位、促进重度残疾人融合就业、强化公共部门责任、推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弹性化征收与使用等方面优化我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模式之理论探析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大部分国家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或类似章节中,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而我国宪法却将之规定在总纲部分,将私有财产权视为基本经济制度来保护,具有政策的宣示性,属于政策性保障模式。通过分析其原因、理论基础以及在现今面临的协调问题,可得出应将私有财产权回归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保护的结论。

宪法上“人的尊严”

宪法上“人的尊严”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是宪法的最高价值,具有普遍性。经过发展,它最终覆盖了排除干预的消极权利和请求国家给与生存照顾的积极权利。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的尊严”。围绕如何实现“人的尊严”,出现了不同的人权保障机制,完善的机制应当在遵循有限政府原则的基础上保障宪法权利。

在遵行中挑战:为中国的人权立场赢得更多支持

中国严肃地努力承担自己的国际人权法义务,但由于中国敢于表达自己不同于西方自由—现代主义立场的人权观而常常被西方评论者视为国际人权体制的反对者。西方自由—现代主义的人权理论仅仅是对人权的一种理解。中国的人权观能够从国际人权体制中找到支持,中国人权政策的八大支柱能够毫不困难地立足于现行国际人权体制之内。中国应该表明,中国愿意在国际人权体制之内行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规范建立者,协助建构"南方人权模式",以挑战自由—现代主义的人权模式。"南方人权模式"将会使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中受益。

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

基于中国的人权实践 ,对比两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 ,人权入宪应为新一轮修宪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设置人权有四类七种选择方案 ,宪法人权一般条款 +法律设置当是目前中国设置人权的可行模式。就修宪而言 ,应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 ,内容分别为 :尊重和保护人权 ,促进实现人权 ;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刑法机能模式及当代中国之选择

刑法机能模式是指刑法在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冲突与契合关系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对某一机能的侧重,体现了刑法机能的价值偏一关系。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冲突及契合关系是刑法机能模式的逻辑前提与理论预设。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实现手段和罪刑关系三个方面,该冲突实质在于秩序和自由的二律悖反,亦即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同时,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契合具有现实性。保障公民自由实质上意味着保护法益;两者在国家的保护目的,国家权力义务关系以及罪刑规范等方面均能得以契合。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契合意味着秩序与自由的统一,其契合的根源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是超越传统、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是刑事法治的内在诉求;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社会生成和谐秩序的重要条件。因之,"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是当代中国刑法机能模式的理性选择。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

一、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亚洲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等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这就决定它必然采取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决定了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寻找具有亚洲特点的人权保障模式。经济发展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西方模式与发展中国家模式。

中国公民选举权认知、实践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通过对民众选举权认知及基层人大代表参选状况的分析可发现,中国民众并不重视选举这一重要的政治参与手段,多数民众更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而非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可获知,中国民众对政治参与权利的不重视既有社会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中国政府坚持'以保证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中心'的人权发展策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与此同时,应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民众对政治权利的态度将会有所改变,而因制度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匮乏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过度现象将会大量出现,如何把握好转型时期的政治供给问题是对未来中国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