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审判权视野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保障——以欧洲人权法院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为视角

辩方申请有利证人出庭作证是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采取法官裁判权全面压制辩方举证权的基本态度,对辩方证人出庭作证权利的保障不足。欧洲人权法院在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中确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三步审查法,既充分保障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诉讼权利,也避免不必要的证人出庭,较好地平衡法官裁判权与辩方举证权的冲突。完善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关键在于强化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程序约束,即对于法官已经形成心证或印证的事实,只要辩方提出异议并申请辩方证人出庭的,除非明显不必要,法官应当允许。

非洲人权法院: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的重要进展

本文回顾了非洲人权法院出现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比较了非洲人权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 ,并分析了可能制约非洲人权法院有效运作的八个主要因素。本文认为 ,如果非洲联盟能够克服这八个主要因素 ,非洲人权法院将成为非洲大陆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有效监督机构 。

欧洲人权法院2022年审判进展

2022年对于欧洲人权法院来说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欧洲人权法院不得不应对俄罗斯因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而被欧洲理事会除名这一情况,并采用一些在制度层面具有重要性的程序,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六议定书所规定的、相对较新的咨询程序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46条第4款所规定的有关拒绝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程序。欧盟法相关案例不仅在数量上十分突出,在质量上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些案例呈现出欧盟法与《欧洲人权公约》在保障由独立法庭审判的权利方面相互支持的状态。跨国议题同样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需要根据缔约国领土之外的情况评估该缔约国对公约义务的遵守。此外,欧洲人权法院还就多个重大事项作出了重要判决,例如法律许可的安乐死,《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规定的表达自由,家庭生活保障之下的福利津贴,以及有关“种族定性”、身份检查和污名化的国内政策。

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中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关系

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在欧洲区域被认为是两项独立的人权,但是囿于《欧洲人权公约》并未规定个人数据权的事实,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的方式将部分个人数据权纳入隐私权进行保障。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扩大对“私生活”概念的解释,不仅将隐私数据认定为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而且还将能够间接识别出个人身份的部分非隐私数据也纳入了隐私权的保障领域。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拓展了隐私权的保障范围,通过吸纳《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的标准确立了个人数据权的权利内容,使得两项权利实现互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表明,个人数据权源于隐私权,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交叉,而且都具有保障私生活自由的价值底蕴;同时由于个人数据权还承载一定的财产价值和公共属性,是对隐私权的继承和超越,两者在保障人的尊严层面达到统一。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我国明确个人数据权保障体系的基本价值、落实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制度界分、厘清二者的适用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欧洲人权法院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机制

为应对侵犯数据隐私权的情况,欧洲人权法院在“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创设了“无支配原则”。“无支配原则”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干涉行为本质发生变化,二是“无支配自由”理论更具说服力。借鉴欧洲人权法院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机制,我国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一是调整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的证明标准,二是强化法官对合目的性和正当性的说理能力。

刑事证据采纳中的裁量问题: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其启示

对于刑事证据采纳中的裁量问题,欧洲人权法院长期坚持一种弹性的整体审查立场,在综合考虑多种裁量因素的基础上,对使用以侵犯"公约权利"方式所获证据是否会损害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做出个案判断。弹性的整体审查既有值得肯定的优点,也有不能忽视的缺陷,在欧洲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了持续性的争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可以从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实践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反兴奋剂“行踪规则”的合法性研究--基于欧洲人权法院“FNASS等诉法国案”的分析

反兴奋剂"行踪规则",是指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列入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应根据反兴奋剂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中规定的方式提供行踪信息。由于"行踪规则"涉及到运动员隐私,所以该规则是与运动员人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项规则,也是反兴奋剂领域一直受到广泛争议的规则。欧洲人权法院裁决的"FNASS等诉法国案"是关于"行踪规则"是否违反相关人权法的重要案件,也是近年来体育领域反兴奋剂中涉及运动员权利的重要案件。该案由欧洲人权法院裁决,更是体现了裁决的权威性,也是为"行踪规则"的合法性问题给予了一个明确答案。欧洲人权法院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判决确认了"行踪规则"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合法性,对于整个世界反兴奋剂体系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首先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案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次,就欧洲人权法院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裁决进行了评析,并就该案对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最后,对"FNASS等诉法国案"给中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欧洲人权法院MUTU&PECHSTEIN案研究及启示

Pechstein案和Mutu案是近年来体育法学界广受关注的重大体育纠纷案件。两个案件都是案情复杂、时间跨度较大、所涉法律问题较多、经历了诸多诉讼程序的案件,最后都提交至欧洲人权法院审理。欧洲人权法院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的判决使得该案对国际体育法治的影响更为深远。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基于Pechstein案和Mutu案各审理机构的裁决分析,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的案情、各审理机构的裁决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分析,并就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依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就欧洲人权法院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的裁决对CAS的改革、体育仲裁的完善、体育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给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体育仲裁制度建立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亲子权利冲突中的利益平衡原则——以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为中心

儿童权利和利益的独立化是亲子权利冲突的逻辑前提。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对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理解不应当绝对化。无论是家庭生活范畴的界定,还是对法律依据和其目的的审查,抑或是对民主社会之所需标准的判断,都必须将利益平衡原则作为基础。儿童利益只是利益平衡中所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并不会当然地处于权利位阶的上层。在具体的案件中,利益平衡原则提供了更为透明的司法推理,克服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所面临的模糊性困境。

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与人权保护的相对性

作为运行较为成功的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今人权保护的特点。欧洲人权法院与一些成员国的关系表明了人权保护相对性的现实需求,欧洲人权法院对边际裁量原则、比例原则的适用则表明了人权保护相对性的现实存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表明,由于各个国家对人权概念的理解、合理限制人权的认识、人权冲突的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很难也不宜形成共识,所以,人权的实质性保护会因时间、地点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与其不断调整人权普遍性的含义,还不如直接承认人权保护相对性论述的合理性。这意味着,承认人权保护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是各个国家应当能够自主决定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限制人权的程度、个人人权与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人权冲突的方式以及发展人权的节奏。与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文章不同,本文针对人权保护相对性的论述提供了崭新的论据和视角。

对质诘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启示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质诘问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防御权以实现公正审判,其基本内涵为刑事被告人在程序中应享有面对面地、全方位地挑战及质问不利证人的适当机会。如果符合义务规则、归责规则、防御规则和补强规则的例外,证人在审判外的证言也可不经法庭质问而被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符合国际公约的质问规则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环境权与《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的司法适用——以欧洲人权法院对格拉案的判决为视角

虽然《欧洲人权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本身,但是,随着社会发展,通过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等成为人类共识。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扩大解释《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的规定,在具有里程碑式作用的格拉案中解决由环境问题引起的侵权纠纷。通过格拉案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可以受理因环境问题对《欧洲人权公约》确认的人权产生直接损害结果的案件,同时,亦为法院受理影响生活质量的环境损害案件打开了通道,奠定了环境权是基本人权的基础。格拉案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在一系列的环境权诉讼中进一步明确了环境权的性质及司法保护的原则,并有力地推动了欧盟各成员国对环境权的宪法保障。

基本权利谱系与法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以《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法国刑事诉讼的影响为中心

五十余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诸多条款作出了更明确的权威解释,形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谱系。这促使法国刑事诉讼设立了"权利总则"——"权利立法"——"侵权无效"——"复合审"的立体式基本权利保障体系,扭转了职权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秩序、轻权利"的传统。法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美洲人权法院引渡第一案的意义及其启示

人权问题常成为国际追逃过程中遣返、引渡工作的障碍。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中国公民黄海勇诉秘鲁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对外追逃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国专家证人通过提供书面证词和出庭作证,协助秘鲁政府应诉,成功反驳了原告方的相关主张。2015年6月,法院判决由于不存在死刑和酷刑风险,秘鲁政府可以将黄海勇引渡回中国。这是美洲人权法院关于引渡框架下国家保障人权义务的首个案例,对于接受法院管辖的国家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对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具有一种启示作用。作为既有案例,美洲人权法院在此案中总结和运用的法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欧洲人权法院“活的文件”判例法的发展、性质及出路

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问题发展出了“活的文件”判例法。借助其他国际法渊源、缔约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发展形成的最新共识,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条款作出演化解释,拓展相关权利的内涵,推动《公约》某些概念的含义与时俱进。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没有得到《公约》授权或缔约国认可的情况下,在部分判决中施加新的缔约国义务或增加新的权利限制理由,实际上是为《公约》创设新规则的司法造法活动,超出了《公约》赋予法院的职权范围。以“活的文件”为名的司法造法活动并不是条约演化解释,也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即便是针对《公约》条款作演化解释,也应该是基于缔约国嗣后在相关领域形成的观念或实践共识。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只有从“活的文件”判例法中抽象出演化解释的适用条件,包括适用前提、适用依据、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才能使“活的文件”判例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欧洲人权法院在保护少数人权利方面的作用

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人权公约》体系执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欧洲人权公约》没有关于少数人权利保护的特别规定,其成员国内的少数人和土著民群体成员可以通过依照公约中的非歧视原则和其他规定直接提出申诉保护自己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这种方式审理了不少涉及少数人权利的案件,在保护少数人权利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定局限。

欧洲人权法院国家裁量余地原则理论探析

国家裁量余地原则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实务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原则,并通过判例法实践不断完善,现已成为欧洲人权法院的重要原则之一。它是辅助性原则的逻辑结果,基于调节各成员国之间文化多样性、平衡人权保障机制和成员国之间的权利分配、适应公约条文内容及结构特点产生。尽管目前学者对于这一原则的利弊分析不一,但该原则本身反应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应当尊重文化多样性,重视国内人权保护机制作用的理念值得深思和借鉴。

国际人权司法机构的政治性——以欧洲人权法院为视角

文章以欧洲人权法院为视角,探讨国际人权司法机构的政治性。在事前控制方面,有的成员国尝试通过选择忠于国家利益或者与当政者观点一致的法官来影响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在事后控制方面,有的成员国时常质疑、批评和抵制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努力影响法院的判断和决策。为了应对政治制约,欧洲人权法院采取了相应的司法策略,例如,广泛适用边际裁量原则、策略性地区别对待成员国。欧洲人权法院在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也说明法院承载了某些成员国的政治意图。人权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加重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政治性。文章的分析表明,国际人权司法机构的政治性根深蒂固,故需要揭开法律面纱来认识各类力量的角逐以及国际人权司法机构发挥作用的局限性。

欧洲人权法院为大规模监控建立新的审查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就大规模监控所作的判例不仅对欧洲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参考价值。通过历史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因技术背景的变化,以及大规模监控与有目标的监控存在显著不同,欧洲人权法院于2006年在Weber and Saravia v.Germany案中建立的大规模监控审查标准已经不再适用。2021年5月25日,欧洲人权法院在Big Brother Watch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案中,以Weber标准为框架,反思Weber案之后的相关判例,架构了符合大规模监控具体特征的新的审查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对律师帮助权的限制及启示：

作为后天拟制的法律权利,律师帮助权可以被依法限制。欧洲人权法院在相关判例中,针对现行犯抓捕后询问现场物证问题、作为证人时的认罪供述、公共利益受到重大威胁、自愿放弃律师帮助等情况,从身份、内容、利益、自陷等角度,对律师帮助权作出限制。判例对我国刑事诉讼有若干启示,如对贿赂犯罪可采取控制下交付、记录现场抓获后讯问物证问题的书证可采、未作为嫌疑人时作证的证言可采、把握对恐怖犯罪嫌疑人的限权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