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赋人权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示了透过经济关系揭示人权秘密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权的基本含义是自由和平等,而它们都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商品交换在观念的、法律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反映为人权,人权又反过来从上层建筑的不同层次维护着商品交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体系可以称作“商赋人权论”。对商品经济的产生及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平等的历史考察也证明了人权的商赋模型。自由平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自由平等的人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人权以集体人权为主导取向,同时充分尊重个人人权,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人权观有根本区别。

行赋人权论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权，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行赋人权论”。这一理论不但说明了人权根植于人的实践本质，是人的内在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而且以人的实践所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错综运动说明了人权实现的波折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两个层次所揭示的人权本源性和实现的阶段多样性的统一、构成了“行赋人权论”的基本内容，比之“商赋人权论”，“行赋人权论”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本质。

习近平关于人权论述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关于人权的论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等基本方法。习近平关于人权的论述注重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强调人民权利的保障、重视集体人权、尊重人民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研究习近平关于人权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有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在应用于中国人权问题研究时所遵循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有利于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人权论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不断促进中国特色人权事业发展。

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问题的再探讨王宪明舒文多年来，学术界在严复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戊戌时期严复积极传播、颂扬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化”和“天赋人权”思想，而辛亥以后直至去世前严复渐趋保守，转而批判、攻击卢...

罗隆基与人权论战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作为“人权论战”的主将,阐发其人权理论,用以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梳理并考量罗隆基在“人权论战”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罗隆基人权理论的政治趋向。他的人权理论,不仅是反对国民党“党治”的一种手段,也是为中国寻找政治出路的一种探索。

论人权论证的三种范式

人权论证的范式即"人权正当性之理论证成的基础、路径与模式"。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本身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强调"权利"理论本身的历史性与民族性。根据各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人权观,我们可以将"人权论证理论"概括为"超验人权观""经验人权观"与"先验人权观"等三种范式。中国传统文化中,"至诚尽性,与天地参"的"人性论"内含"人权主体资格之原理";"和而不同,化成天下"的"天下观",可以构成"国际人权理念及规范"之理论渊源。当今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权话语体系正在形成之中。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核心人权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总结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这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基本特征的核心人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相关论述指出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保障形式、保护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特色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

2004～2014年CSSCI人权论文的多维透视

2 0 0 4 - 2 0 1 4 年C SSC I期刊发表人权研究论文1 9 7 5 篇,综合考察这些论文的数量趋势、讨论内容、学科角度、项目资助、期刊杂志等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研究的重视程度近年来迅速提升,人权研究的多学科化格局初步形成,人权研究内容和角度具体化趋势显著,论文选题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契合,权利内容与学科角度密切相关.

再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答郎毅怀同志对“商赋人权论”的批评

(1)《求是》1992年第1期刊登郎毅怀同志所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权实践与国际人权斗争》(以下简称“郎文),批判西方某些国家的“人权外交”伎俩,论述社会主义与“尊重人权”统一,是对的。但它在人权理论上错误不少,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很不熟悉的缺陷,且由此对笔者所捉“商赋人权论”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评。由于分歧涉及唯物史观与人权的关系,这迫使笔者回答批评,再次论说我国人权理论研究宣传者首先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人权问题的多维透视——《人权论集》评介

人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观象,也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需要人们进行多维度、多侧面的综合研究。最近,由冯卓然、谷春德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权论集》,汇集了国内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诸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彼德斯曼与阿尔斯通贸易与人权论战评析

自西雅图事件爆发以来,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法领域里争论最激烈的重大理论问题。传统进路认为,贸易自由化天生促进人权保护,而批判进路则宣称其阻碍人权进步。彼德斯曼创立权利取向贸易理论,力主贸易与人权关系宪法化,因其遭到阿尔斯通批判而与之展开全面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折射出自由贸易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复杂性,而且质疑全球贸易治理中行使公共权力与追求集体目标相分离的合理性。在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影响下,论战双方只把贸易与人权论战定格为一种"制度关系"之争而不去发掘相关制度转型背后内在知识结构的重构,因而该论战没有为两者关系指明出路。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与人口规模国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透过学术争论的表象看到其实质,并进而意识到自身意识形态安全当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论劳动者主权论对天赋人权论的超越

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制度的哲学基础。劳动者主权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制度的哲学基础。劳动者主权论与天赋人权论是不同阶级的思想家站在不同价值立场、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思维的结果。天赋人权论强调个人私有财产占有权是天赋权利,劳动者主权论则强调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管理、分配和消费都应该建立在劳动创造的基础上。

认真对待社群主义式的人权论证——评赵汀阳“预付人权”论

人权是这个时代最强的政治音符和世界性语言。人权的存在理由需要证成。西方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理论的人权之证成是启蒙时代以来人权论证的最主要方式。赵汀阳先生提出与之相对的"预付人权"理论,试图从道德哲学角度对人权进行阐释,这一理论在中国有儒家文化作为其思想资源,在西方则有社群主义人权观作为其支撑。"预付人权"理论对个人观、权利义务间关系以及公正与权利间的关系的观点有其积极意义所在,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我们认真辩证对待。

基督教教义与现代人权论有冲突吗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这个概念成为重建备受践踏的人性尊严和天赋权利的盼望，在某种程度上，更被视为新世界中与宗教并驾齐驱的高远信念。

天赋人权论自洽性之商榷

发端于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论,在人类法治的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其理论上的自洽性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设定了一个不可证明的“天”的存在,难以契合现代科学理论所要求的严谨、精密;将人权理解为超越时空的存在,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难以证成人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现代法学理论而言,天赋人权论多少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将人权的来源解说回归于人之上,通过人的尊严来证成人权的固有性、正当性与合理性。

“以发展促进人权”中国方案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基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的理论阐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将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走出了一条“以发展促进人权”的中国道路。围绕《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结合具体的经验过程分析,中国人权方案在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上相对于西方人权模式具有三大比较优势。它反对理论先行,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摒弃强权政治,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人权治理;警惕激进民主化导致的政治衰败,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以发展促进人权”的中国方案不仅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探寻独立自主的人权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也对中国在国际人权治理中掌握话语权和发挥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驳赵汀阳先生之“预付人权论”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之上的、非功利的元理论。赵汀阳的"预付人权论",抛弃了元层面的形而上学思考,用做人的"义务"和"人际关系",作为本来是无条件地赋予所有人生来就有的人权之先决条件,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在实践上有违世界政治文明的大道。

人权论刍议

在人权标准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分歧在于,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各国人权状况的好坏。西方国家统治者认为,他们的人权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别国都要向他们看齐。研究表明,除了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还需要有与其相应而各不相同的人权要求和判别标准。此种“梯度人权说”,是人权问题上的理论创新。

应当批评《人权论》

前年春夏,当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闹得最凶的时侯,张春津的《人权论》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扉页题辞是:“谨献给法国《人权宣言》诞生200周年(1789——1989)”。此书错论颇多,一些地方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依我看,此书的基本理论受西方传统人权理论影响很深,作者基本上不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且本能地反对它,现特为文与作者商榷。

1929-1931年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

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后,遵照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策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军政,实行训政。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一党专制,所以自1929年上半年起,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从人权角度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场带有强烈宪政诉求的“人权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冲突的历史第一幕。但是,近三年(1929—1931年)的“人权论战”,“新月派”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围攻,腹背受敌。“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