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话语的“说服力”要件初探

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说服力”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话语实践意义,其同样也是人权话语构建的策略导向。在持续对抗冲突的国际人权话语场域中,“说服”是指获得受众接受认同的效果反馈,也意味着在非理性分歧的语境中达到一种“不容否定”的低限程度标准,尤其是针对那些固持反对立场的敌意国家。在人权话语构建中,“人权保障实践”“人权观念”以及“人权道路模式”三者内容之间有着递进的证成关系,其中“人权观念”部分是对外说服的关键,这将通过对观念表达形式的技术性调整来实现。对抗冲突语境中的说服应当满足“共识性”与“规范性”的双重要件。就共识性而言,说服所需的是人权范畴中既有的、且能触及争议问题及分歧观念的共识,所谓的“跨文化”共识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说服效果。就规范性而言,说服所需的是更具权威性的国际人权规范,这些规范本身即是稳固的共识。由此,今时中国人权话语的构建,应在宏观体系构型的基础上,充分关注到具体内容的表达策略,尤其着力在一些重点概念和观念上的“说服力”构建,以此切实提升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的三重阐释

新时代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讲好中国人权发展故事,传播好中国人权声音,是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意蕴来看,其是阐释人权科学内涵和真正本质、深刻认识中国人权发展实践、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人权话语霸权的现实需要;从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来看,科学理论指引与党的坚强领导为其提供了坚实立论基础,坚实实践探索与深厚文化传承为其提供了鲜明民族特色,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为其提供了根本立场遵循,我国学界人权研究成果与世界优秀人权文明成果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和有益借鉴;从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来看,要通过创新话语内容体系、丰富话语表达体系、拓宽话语传播体系,持续提升中国人权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影响力。

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整合构造--基于系统论的视角

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实分属于彼此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两者具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人权概念对人权话语的整合应在相互差异的运作语境中寻找两者之间的沟通环节,才能在关联论的基础上推导人权概念对人权话语的建构、界定、补充及完善等诸项整合逻辑。基于自创生系统理论,人权概念是法律系统中的重要成分,按照法律系统“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运作和生产;而人权话语则属于政治系统,以“有权/无权”的二元符码作为其运作基础。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的角度来理解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沟通环节,即通过国家人权治理实践实现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三重整合构造:一是人权概念建构人权话语。从人权规范体系中提炼人权概念作为人权话语的内容。二是人权概念界定人权话语。从人权规范的历史属性和客观属性中归纳人权的核心标准,作为人权话语的外部规范。三是人权概念补充人权话语。通过人权概念的自我更新来补充与丰富人权话语。具有稳定规范意涵的人权话语将促进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人权商谈实践中取得理解和共识,并赢得更多的人权话语权。

从责任话语到人权话语:走向服务的行政道歉

目前,对行政道歉的理论阐释主要是从包括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内的责任话语角度进行的。既有的行政道歉责任话语存在着行政道歉规范性不足、致歉事由覆盖面不广和制度功能不彰等缺陷,制约着行政道歉制度功能的发挥。从人权话语和宪法人权规范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行政道歉,能够有效增强行政道歉的规范性,扩展致歉事由的覆盖面,凸显行政道歉有别于其他问责制度的功能。新时代,要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话语理解和阐释行政道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话语凸显了“服务”意涵,行政道歉需要通过致歉事由的“服务”转向和道歉表达内容的“服务”延伸来回应新时代人权话语的“服务”意涵。在制度建构层面,需要通过强化“美好生活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在党内法规建设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道歉制度建构、强化行政道歉在行政救济制度体系中的功能表达,实现行政道歉的“服务”功能转向。

新时期中国人权话语的再拓展——以“普遍人权理论”的逻辑解构为研究线索

“普遍人权理论”以追求“人性善”、坚持“主体自由”、反对“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批判“人权—发展交换说”为核心内容。该理论强调在现代性拓延的世界发展格局下,人权实践具有同质性,法治化塑造下的秩序模式赋予了人权保障规范属性,以及“普遍人权观”自身的主体哲学理论根源所固有的自我批判性。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大主体哲学问题再诠释可知,“普遍人权理论”对人权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匡弼价值。“普通人权理论”对新时期中国人权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重塑人权理论的哲学基础、加强对人权实践的指导性反思、把握人权学说流变中的本土特色等多重启示。

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话语体系

基于中国人权发展实践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话语体系,是中国参与世界人权对话、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内涵要求。实现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有效构建,不仅有助于巩固国家文化意识形态战略安全和人权治理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和彰显中国国家治理效绩、政治文明影响力和文化自信,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启示。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应当重视三大智识资源,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权理论、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人权观念与价值,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智识要素的融贯。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需遵循"解构—建构"的思路。就"解构"层面而言,通过回溯西方人权话语的生成史,揭示其实质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难以被证实的抽象假设。从"建构"层面来看,中国人权保障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以及推进人权保障中所形成的人权话语,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争取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置此之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权话语权的争取策略和进路,坚定人权自信,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权话语传播主体,不断充实和更新人权话语叙事载体,增强在联合国人权中的议题设置和通过的能力,大力培育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高端人才。

当代中国人权话语的丰富和发展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人权的历史性飞跃,赋予人权崭新的社会主义内容,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发展经验完善人权话语。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创新人权话语,构建起以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人民是人权发展的中心和主体,人权发展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全球人权治理需要各国平等参与和相互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境遇与应对策略——以人权话语的发展为例

国内外的发展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努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话语垄断、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调整和构建、我国宣传媒体的影响力和整合力不足等时代困境。从人权话语由回避忌讳到有力回击、由引进话语到内构体系、由宣传软肋到立体媒介的三大转变中,可见中国话语体系争取话语权、提升话语内涵、加强话语传播的应对之策。展望前景,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华民族特色会更浓厚,创造性和开放性特点会更突出,科学性和规律性色彩会更明显。

国际人权话语:女权主义的全球想象空间

20世纪末,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人权话语呈现出新的特点,为女权主义者打开了崭新的想象空间。女权主义一方面解构、揭露国际人权话语中的霸权、虚伪和偏见,另一方面尝试重构具有性别视角的人权话语,并利用这一话语实现性别正义的最终目标。然而,女权主义对国际人权法的接近、解构与重构从一开始就夹在"反抗与屈从"的张力之间,这隐晦地反映出女权主义话语与国际人权话语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要改变这种不对称关系,必须从语言着手,打破人权话语的先占优势,创造出新的语言游戏规则,瓦解人权话语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浅析人权白皮书中的人权话语及其变迁

分析考察历年人权白皮书,是归结整理我国官方人权话语及其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从结构体例来看,历年白皮书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和权利清单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权利清单模式体例更统一,用语更规范,权利编排上也更符合当今中国实际,体现出在人权观念和话语上的一些新变化。在历年白皮书中,生存权所占比重逐渐减少,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逻辑一致的。生存权在完成其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之后,将不再构成我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语汇。发展权利的内容日益完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2013年人权白皮书中独立成篇的社会保障权利,突出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民生"特色。发展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将成为我国今后人权话语的新重心。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阐释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构成,可以分为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道德法理,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其意涵既包括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人格尊严”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规范法理,成为国家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规范。“相互承认”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法理,旨在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整合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的三重视域,可以从单一共同体的维度转变到整体结构维度,使得“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获得多维度的法理支撑。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非一种偶发性、孤立性的国际表达,而是在对华战略的不断调整进程中,美国政府与“疆独”势力逐渐走近并相互利用的结果。基于身份定位、议程设置、框架建构的路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逐渐产生并形成体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与其所处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其本质是以“疆独”分子所谓“悲情经历”为基础、以价值观渗透为目的的霸权话语体系,带有明显的工具属性。我国必须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认清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将长期存在的特质,建构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处理好去极端化与长期建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维护核心利益、国家安全同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相结合,同世界各国一道同破坏、污染国际秩序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不是一种孤立性言说,而是西方反华学者、右翼媒体和政府等共同编织建构的、有较强逻辑但明显违背事实的污名化国际表达。从性质上看,这种表达是空幻和虚假的。从逻辑上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利用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新疆的知识“匮乏”及其历史记忆中的情感因素,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假关联。美国政府对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接受与利用,是其对华战略不断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与传播,在本质上深植于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极端迷恋,同时是美国“东方主义”认知偏见的当代体现。对此,我国应主动揭露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属性,有效区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偏好与话语偏见,加强国际智库与媒体力量的建设,降低国际社会对新疆知识的不确定性。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话语体系

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话语体系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人权事业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抵御西方人权霸权、展现中国大国责任、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从中可以凝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话语的一些基本要素:基本原则、价值理念和标示性概念等。继续夯实人权实践基础、增强表达能力,凸显国际共识是当前及未来提升中国人权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

在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时,应警惕把西方经验作为普世的人权标准,避免在人权话语上的“自我东方化”,从而确立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即形成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需要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自我东方化”的双重超越,以中国的经验作为方法和立场,秉持“文明相容的人权观”,调适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探求世界人权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促进跨文化人权交流和互鉴,为世界人权发展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路径。

中国人权话语权构建——以国际人权变革与瓶颈为视角

国际人权概念的变革表明,现代人权观念有着浓烈的西方色彩,并不具有实质上的普遍性。冷战结束后,部分西方国家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加大了对现代人权概念的争议,并使得国际人权事业发展陷入瓶颈。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人权话语权却长久处于弱势地位。构建中国人权话语权应从分析人权变革、探寻发展瓶颈出发,探寻增强当代人权的普遍性的方法,为进一步完善人权概念做出贡献。

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刍议

建设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既是中国加强人权保障法治化水平的体现,也是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话语权的需要。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应当以"中国元素"为核心,重视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法治建设,并提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相关思路。

“前白皮书时代”中国国际人权话语考略——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发言和立场文件为中心

1979年至国内首部人权白皮书发布的1991年,是中国国际人权话语积累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共发布7份立场文件,参与会议发言113次,表达了对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支持、对发展权的积极倡导、对以人权之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反对,并努力推动国际人权机制的改进和完善。中国人权话语传达出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内核: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自决权和发展权是首先要强调的人权,人权包括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同等重视两大类人权,以及建立平等、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国际人权秩序。这些在后来都发展为中国人权理念的核心要素。中国国际人权话语之所以在1979、1984和1990—1991年获得显著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需要对外部批评和压力作出回应。但内部理论资源的缺乏及“被动防卫”的特征,也导致了中国人权话语在内容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当前中国提升人权话语权,需强化和凸显人权话语的思想性,同时增强自身参与国际人权事务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