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私法进路--以人格利益保护为视角

健康权概念的发展引发了各国对卫生健康法治进行重新整合的热潮,我国采取的是多元、全方位和基本医疗为主的大健康战略。私主体参与是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和大健康理念引领的制度建设下,卫生健康治理去中心化的现实必然。为此,应发挥私法的开放性,把握《民法典》的基础性定位,把人格权制度融入卫生健康法治体系中,以此弥补公法治理的法律滞后短板:健康权诉讼可调节社会活动对健康的影响,实现环境健康治理;就医歧视阻碍健康权实现并增加疾病防控难度,可从增加强制缔约、精神损害赔偿等救济途径加以应对;落实患者隐私权和健康信息权利可保护个人尊严和数据安全,长远推进医疗建设战略;根据具体医疗活动的风险细化知情同意的内容并倒置举证责任,可以促进医患沟通、降低医疗操作错误的风险。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兼评《民法典》第994条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诸如ChatGPT,其超越深度合成的生成式AI技术造成了实践中对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死者人格利益等人格权侵权案件的频发。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降低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视过去,我国历来重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自1982年至今,我国宪法均以专门条款的形式对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作出了明确的宣示性规定,表明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纵观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的演进历程,共经历了判例阶段、司法解释阶段和成文法规制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著名的陈秀琴诉魏锡林案、“荷花女”案开创了我国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司法实践的先河。在这一时期,我国司法机关的重点工作也包含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其先后发布了与死者人格利益相关的数份解答、批复,这些官方文件汇聚成了丰富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在这些解答、批复之后,我国司法机关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专门制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的相关保护规则。自2021年《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民法典》第994条专门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出规定,标志着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进入了成文法规制阶段。然而,不论是从现行法律制定层面还是学术理论层面审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这一具体问题,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是否应当予以区分而分别确定保护期限以及如何设置保护期限等问题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实际上,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死者人格利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两者不论是在保护期限方面还是在保护对象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经研究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当以死者继承人的生存期为标准予以确定,而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之保护期限则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为“标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死者的人格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其本身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死者人格利益此时应受长期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其也并不当然受永久保护,在具体个案中,需要综合考虑死者的身份、行为人的侵权方式等多种因素,具体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民法典体系下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实践进路研究

我国民法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荷花女案”的相关司法批复。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对个别的名誉、肖像等人格利益,采取点对点的复函模式进行保护。经过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民法典时代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已进入到全面保护阶段,但是在近来的案件中却暴露出一些问题。从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出发,对现行保护模式进行切实可行的补充完善,如调整请求权主体范围和不同顺位的权利内容、强化死者人格利益和近亲属一般人格权的联系等统筹优化措施。

论《民法典》绿色原则对人格权衍生利益的保护

人格权衍生利益由人格要素衍生而来,具有外向性、具体性的特点,而现有的人格权制度在保护其衍生利益时存在不足。《民法典》绿色原则对人格权衍生利益提供原则性和立体式保护,充分彰显时代特色。建议基于该原则构建具有公共性与个体性特征的环境人格权,使其通过丰富人格权内涵进而缓和人格权衍生利益与具体人格权的冲突,由此逐步建立完善的人格权衍生利益保护体系。

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

在将人格视为人之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权利客体理论矛盾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我国学者采用了“人格利益”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人格权与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权利模式对于人格的保护,但是由于“人格利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对于人格理论的依赖性,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无论从当代法学之哲理基础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人格要素都是独立于法律上的主体的,因此人格要素作为人格权、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不仅不存在障碍,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民法典》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法理基础——兼论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的理论困境及其解释论分析

民法具有“现世性”特征,一个例证就是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是民法本身又应当负担起某种保护死者人格的社会道德要求和社会政策需求,而保护死者与维系现行民法制度看似并不能同时实现。因此,如何弥补因保护死者与维系民法体系的完整性而产生的裂缝,是摆在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处理该问题的通说方案,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认为法律并不直接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而是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来间接地保护死者利益,即通过语义扩张和类推解释的方式把“保护死者人格”理解为“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来化解其与现行权利能力制度的冲突。在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以后,可以发现通过区分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能为我们处理该问题提供不同于通说的新思路。通说的支持者通过提出“利益幸存问题”与“主体问题”来捍卫其理论地盘并试图对其他替代方案构成挑战,但是通过合理解释“死者”概念以及区分“利益幸存于死后”与“利益在死后被持有”,可以对这些挑战予以回应。此外,通说基于错误前见(即对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以感受到精神痛苦为前提)作出的不当法律解释,以及混淆“精神痛苦”与“人格精神利益受损”等概念,并且错误地将保护死者利益等同于保护近亲属人格权益,此种种共同导致近亲属权益保护说背离对死者的保护且难以融贯地解释法律与实践。因此,近亲属权益保护说不应该成为《民法典》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阿基米德支点,立法者应采取行动回应通说的理论困境,而不是沿袭20年前的陈规不变。

人格权客体理论的反思——驳“人格利益说”

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这种观点混淆了人格权的客体与人格权的本质之间的区别,混淆了人格权的客体与人格权的行使及其保护目的之间的界限。"人格利益说"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的原因,但今天这种原因并不存在。将人格权的客体界定为"人格要素",并将人格权的本质及其保护目的界定为"精神利益",能够克服"人格利益说"的不足,避免"人格利益"之提法过于抽象、含混的缺陷。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立法选择

学界对死者人格利益应予以保护已达成共识,但保护的究竟是死者利益、近亲属利益还是社会公共利益,存在不同观点。英美国家和日本采间接保护说,德国和俄罗斯则采直接保护说。我国法律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没有明确规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的构建完全依赖于司法解释,法院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究竟是采直接保护说还是间接保护说摇摆不定。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近亲属权益兼顾公共利益保护为理论基础,采间接保护说。

个人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理论分析

个人信息既具有人格利益又包含财产利益。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理论强调确定个人信息自决权、通过法律全面保护个人信息人格利益;个人信息连带关系理论、社会主义信息法学思想可以阐释网络社会的个人信息互联关系;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理论涉及功利主义、隐私经济学和个人信息商品化理论,注重个人信息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注重商业利用个人信息以发挥其最大效用。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论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民法保护

死者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我国的司法实践、理论学说和国外的立法、学说、判例均支持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并存在直接说、间接说和混合说的分歧。在正确处理与言论自由、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利益衡量的关系基础上,应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民事权益"作扩张解释来对上述利益进行保护,并应明确保护范围、保护主体和保护期限等具体问题。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人

《民法典》第994条折中直接保护论和间接保护论的立场,明确承认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规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需要经由近亲属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其中,承认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与民法典保护人格尊严的目的相符,但将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完全与死者近亲属联系起来,并不符合立法者通过第994条实现人格尊严延伸保护的目的。对此,结合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而承认死者生前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依据自主意志安排的受托管理人可以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做法,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85条结合《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而承认检察机关向行为人请求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并在死者近亲属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时通过平衡处理死者人格尊严延伸保护与因亲属关系适当限制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人,可以填补《民法典》第994条存在的漏洞,助益于立法者延伸保护人格尊严目的的实现。

从生活事实到一般人格利益的法解释学基础——以“冒名上学”案中侵害客体的界定为分析对象

以齐玉苓案、罗彩霞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冒名上学"案引发了诸多争议。在私法中没有对应规范的背景下,以对侵害客体的合理界定为基础,通过法解释,对"权利"和"利益"在"事物本质"上类推,寻找法律所隐含的可予私法救济的利益之所在,发现可以与生活事实相对应的法律规范,从而将法律现实化为真正的行动。"冒名上学"行为所侵害的整体人格可以解释为一般人格利益中的人格独立,受教育机会可以解释为一般人格利益中的人格自由。

死者人格利益与亲属身份权益关系

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人格权的双栖性与人格利益保护

文章从公民人格权的定义出发 ,认为人格权同时存在于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中 ,具有双栖性 ,这种双栖性本身导致了人格权在公法和私法中不同的人格利益保护 (虽然人格利益的字面表述相同 )。同时也提出针对人格权的双栖性问题 ,人格权的保护不是单纯依靠公法或私法能解决的 ,而是应由公法、私法共同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

民法典编纂中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制度构建——从人格权衍生财产利益的比较展开

人格标识财产利益是人格财产二元权利体系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物。对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应当置于人格权衍生财产利益的体系中予以论证,财产利益与所依附的人格权之间的联系是确立其保护路径的逻辑依据。通过著作权和人格标识的比照可以得出,人格标识的人格固有性联系要强于著作权,因而在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中要更加倾向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基于此,可以比照我国现有较为成熟的著作权保护体系来确立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权利变动以及损害赔偿规则。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以著作权为参照设置人格标识财产利益的保护路径具备可行性与合理性。

论人格标识上财产利益的法律定性——为人格权衍生利益辩

人格标识作为人格要素的外化符号,具有向外界正确展示自身形象的指称功能,其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格利益。除此之外,人格标识还可被用于商业营销活动,因而具有交易功能,其体现为一种财产利益。无论是基于人格权旨在保障人之必要组成的法律设计目的,还是基于任何人人格权无差别的等同,都不能得出人格标识上的财产利益为人格权当然内容的结论。因此,人格标识上的财产利益不属于人格权的固有内容,只能是人格权的衍生利益。该财产利益独立于人格权制度,不受人格权一身专属性的限制,可以排他性让与他人使用,并能为继承人所继承。

论人格权与人格利益的立法保护模式选择

"人格"是个体作为社会人存在的前提基础,"人格权"则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人际交往中才能体现出相应价值的自然权利。近现代,在自然法认为的人格权永恒存在的基础理念上,实定法进行保护的思路已然被现今民法典所认可。是否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选择何种保护模式,如何确定"人格"保护的范畴等等法学理论问题均是学者争议的话题。以人格权为基础的立法保护模式,以"侵害行为—利益受损—法律赋权—得到救济"的立法思路在现实法治实践中是存在其局限性和滞后性的。笔者将"人格利益"作为立法保护的范畴和人格权的权源,认为任何一种被社会认同且具有正当性的人格利益无论其在当下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或是经济价值,经法律提炼、认可、并以一定形式确认下来的后才能表述为法典或判例中的"人格权",试图探讨出人格利益权源式立法新思路。

论声音的人格标识特性和声音人格利益保护

现代媒体技术和媒体行为一方面使声音标表人格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其独立标表人格的功能减弱。现实中损害他人声音人格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保护声音人格利益的立法、司法难度却在加大。全面分析声音在现代媒体技术及媒体行为中标表人格的特殊性,有助于声音权制度的建立和声音人格利益保护。

人格权的财产利益法律保护路径探析

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问题是人格权法立法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是人格权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格权保护制度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制度框架,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基于当前我国人格财产利益保护的立法现状,分析了人格权财产利益的法律风险,依据风险提出了法律保护路径:通过人格权单独立法对人格财产利益的司法地位予以确认,明确人格权的财产利益利用方式;从人格权的诉前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方面明确人格权的财产利益法律救济途径;从明确人格权的财产利益计算方式、确立全部赔偿制度方面完善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等,旨在为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提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