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信任文化的现代性赋能组织繁荣

在传统文化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以“亲情”为基础的人格化信任和以“同理心”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信任的双重信任格局,人格化信任的影响远远大于非人格化信任。人格化信任程度高、凝聚力强,当组织规模比较小时,能够快速反应,促进组织繁荣。不过,人格化信任是一种“差序”信任,对“外人”信任程度比较低。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组织规模逐步缩小;在用人上,能力强而缺乏“亲情”的员工由于得不到信任而无法受到重用,削弱了组织的长远竞争力。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传统信任文化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情感为基础的“人格化信任”需要向契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信任”转变,这样才能促进组织的长久繁荣。

信任方式的起源和中国人信任的特征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社会制度背后的组织通则为亲族原则,并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特征,从而造成了中国低信任度文化的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但通过历史分析和博弈推演可知:由于与印度、欧洲的起始博弈不同,中国人建立了基于同情心原则的人格化信任方式——直接信任,这一信任方式虽然在真实性、范围和强度上都优于其他信任方式,但由于辅助的非人格化信任的周期性解体与重建,以及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外部威胁,中国人的直接信任方式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所以说,中国人对不同对象给予信任的不同顺序与强度是因安全原因才逐渐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特征更多的是时间顺序上的,并从时间顺序反映到空间范围上。

制度化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探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警民关系可以划分为具有陌生人特征的制度化信任关系与具有熟人特征的人格化信任关系,二者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是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的。不过,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制度化信任在警民信任关系建设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通过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警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制度化信任危机"。因此,增进我国警民间的信任关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纳当前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民众对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组织与法律约束力的信任力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制度化信任体系。

关于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的一些思考

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在经过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系统科学管理的阶段后,逐步的走向对人关注的道路上,因此国内各行企业对企业文化管理、企业的知识与创新管理的提法越来越普遍。所谓的企业文化绝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要求吧诚信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诚信尤其显得重要。企业间经济活动的诚信要求,社会关注较多,而对于企业内诚信体现的建设亦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