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体系

中国的人格权体系为“法定的具体人格权+人格权一般条款”。中国具体人格权的法定,是一种缓和的、强度较弱的法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将习惯中的人格权确认为新的法定具体人格权,或通过司法解释创设新的具体人格权类型。人格权一般条款的核心要素应为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人身自由的内涵与外延不同于人格自由,人格自由贯穿于人格权益保护的各个方面。人格自由有助于保护人格法益自主决定的自由,有助于促进新的自由型人格权的创设,对人格领域立法保护起着引领和宣示的作用。但是,应注意防止自由权利类型的泛化。

《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独立的人格权编成就了中国《民法典》独特的七编制法典体例,首开世界民事立法之先河,是世界人格权保护立法的典范,彰显了现代化人格权保护模式。人格权编将成熟的具体人格权法定化,在保持各具体人格权概念外延开放性的同时,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础建立一般人格权保护,双管齐下保护新型人格利益,面向未来社会发展保持人格权体系的包容性。人格权遭受损害便难以恢复原状的特点决定了人格权保护要注重事前防御,人格权编构建了全面的人格权请求权体系,形成了“事前防御+事后救济”的完整权利保护方案,使得人格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等量齐观,完善了现代民法请求权体系。人格权具有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人格财产利益许可使用是人格权重要的积极权能,是对传统人格权单一伦理性认识的再发展。人格权侵害救济制度对侵害人格权的认定作出区别处理,同时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以期在人格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人格权编创新性地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贯彻了权益充分救济的理念,有利于人格权的周全保护,拓展了我国损害赔偿法的新空间。

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与体系的构建

体系是法典的生命 ,而体系构建离不开逻辑支撑。隐私权保护的体系构建与法典的体系化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问题 ,因此 ,依据系统性思维的理念 ,在隐私权日益受到国际关注至今 ,我们要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 ,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更要关注国际上的立法趋势和立法动态 ,在隐私权保护立法上兼顾法律的抽象性与可操作性 ,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宪法保护为指导、以民法典保护为基础、以其他法律法规为辅的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

不断完善人格尊严权制度体系

杜承铭撰文《论作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人之尊严》指出,＂人之尊严＂作为基本权利或人权是核心范畴存在,是人权的本源与目的,是人权的价值原则,更是个别基本权利的存在形式。是人的生命尊严与社会尊严的统一,体现为个体生命的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获得社会的尊重的、体现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高贵与庄严。这种高贵与庄严通过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活动得到确证,自主自由与自觉构成人之尊严的内核。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特色、制度缺失及未来展望

人格权编作为权利法特色鲜明,确认落实人格尊严自由的价值理念,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人格权体系,全面一体地保护人格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系统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这一新型绝对权保护方式。但在规则的自足性操作性、具体人格权益与所属权利的匹配度、新技术挑战的立法回应、人格财产利益概括保护、损害赔偿制度多样性等方面存在缺失。后民法典时代,面对人格权编内在制度不足以及复杂的不断变迁的社会实践,应兼采法典解释与典外立法,以现有制度细化、具体人格权益独立及新型人格权法定化为核心,持续改进完善。

人格权的体系构造及规范配置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范配置与人格权的体系构造呈一体两面的关系,无论是人格权的具体类型及其内容,还是人格权体系构造的价值基础,都是通过规范的设计与配置来体现的。人格权编的确权规范是对人格权的各种类型作确权性规定,包括宣示各种人格权及内容的宣示性确权规范和明确各种人格权具体权能的权能规范;请求权规范旨在提供人格权益受侵害时的救济措施,包括人格权请求权规范和侵权请求权规范。为彰显对人格权高度重视的态度,《民法典》规定了许多行为规范和公法规范,但由于二者都缺失了法律后果的规定,其规范价值有限,解释上必须将二者定位为请求权规范的辅助规范方能妥当适用。

《民法典(人格权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建

独立的人格权编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独特的七编制法典体例,首开世界民事立法之先河,是世界人格权保护立法的典范,彰显了现代化人格权保护模式。人格权编将成熟的具体人格权法定化,在保持各具体人格权概念外延开放性的同时,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础建立一般人格权保护,双管齐下保护新型人格利益,面向未来社会发展保持人格权体系的包容性。

未来我国民法典不宜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

"一般人格权"是民法"生出"的宪法权利,它不像人格权那样可以以具体化的形式作为民法中的权利样态。无论是以演绎法还是以归纳法来构建我国人格权体系,都会得出"一般人格权"与现有的人格权体系相龃龉。未来我国民法典应以"一般条款"替代"一般人格权",使人格权体系变成以具体人格权为主体,辅之以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