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之法定权利属性证成研究

自然权利和实在权利的辩证统一关系自始至终存在于人格权本质的聚讼中。承认人格权的法定权利属性,最强烈的意义在于,对人的伦理价值性的立法确证。而从中国权利文化传统的客观忽视与晚近民事律法体系再造经验的互动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人格权法定对于启蒙教化内化于人的伦理价值的巨大效益。世界范围来看,法、德两国采用的'蕴含'式的人的伦理价值保护方式有了松动的迹象,一些后发国家青出于蓝甚至改弦更张,另起人格权法定化的新炉灶,这种从含蓄内蕴立法体例到显性外放立法体例的转型被认为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革新。可以明了的是,天赋权利根本上是一种权利享有的资格与门槛,为实在法设置权利提供根据与目的,但这只意味着其实现完成的一种可能性,并不具有板上钉钉、一一投射的绝对盖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是根源性、原则性的理性信念,人格权是结果性、制度性的法律规范。

论人格权的法定化——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之前提性论证

人格权的法定化是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的法定化实质上是具体人格权的法定化,其适用应以承认一般人格权作为弥补手段。承认人格权的法定化,不仅能达致理论逻辑的顺畅,而且也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因此,在整个民法典是按权利类型予以体系化的大背景下,承认人格权的法定化,同时也意味着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是应予坚持的。

论罪犯的法定权利

罪犯在监狱劳动改造期间应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担任国家、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职务权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权 ,人格不受侮辱权 ,私人财产权 ,辩护、控告、申诉、检举、批评、建议以及获得赔偿权 ,休息权和获得劳动报酬权 ,宗教信仰自由权 ,通信权和会见权 ,婚姻权和家庭权以及特许权等 ,监狱人民警察应当明确这些权利 。

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之辨识

就终极意义而论,说人格权为宪法权利抑或民事权利均属不当。但自实证法而言,究竟是由宪法,还是由民法来规定人格权,这只是一个法律分工问题,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只要我们继续采取立法导向的规范化思路,则人格权的民法化就是必要的。自然人对其人格要素享有支配权,并且在现代社会中,人格权的商业化倾向也使得人格权与自然人间发生了主动分离,这就说明人格权已经不能再寄居于自然人编了。从《侵权责任法》的定位和人格权的特征及其现实需求来看,人格权法也不宜为《侵权责任法》所涵盖。因此自体系而言,未来我国的民法典应当继承《民法通则》的传统,坚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例。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浅析人格权若干问题

人格理论自古罗马时代到近代,经历了从"身份人格-伦理人格-法律人格"的转变,人格并不等同于人格权,前者是成为法律主体的资格,后者是取得主体资格后所享有的权利。人格权理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学界存在"人格权肯定说"和"人格权否定说"两种不同观点,目前"人格权肯定说"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我国亦不例外。王利明教授提出"人格权是一种法定权利"的主张,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加以批驳。笔者认为,王利明教授是在肯定人格权的自然性基础上提出了人格权是法定权利的观点,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人格权,才能明确权利边界,防止权利泛化和滥用,并且帮助公民清楚认识到人格权的内容和意义。

第二单元 我们的人身权利 第三课 生命健康权与我同在

【考点与热点分析】 1．考点：①生命健康权与人格权的关系。②人格权的含义。③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国家法律的一项重要任务。④公民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权。⑤关爱他人的生命与健康既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定义务。

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性质与行使条件

责任保险合同属于典型的利益第三人合同。赋予受害第三人以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第15条沿袭了《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了第三人附条件的请求权。所附条件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确定和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人承担责任,这是固守合同相对性和传统保险法分离原则的体现,怠于请求的条件是借鉴债权人代位权的结果,与直接请求权的规范意旨和性质不符。直接请求权是一种法定的独立的债权请求权,为简化权利行使成本,无需将上述两项条件设置为构成要件,应当承认在损害事故发生时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即当然产生。

我国加强国民健康权法治保障的伦理思考

我国《民法典》将健康权规定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并予以保护。《宪法》并没有明确将健康权规定为基本权利,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根据宪法首次提出国家和社会尊重并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在我国,国民健康权法定化的伦理基础表现在,健康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公民理应拥有的权利;健康权是一项重要人权,健康权体现一个人的固有尊严;健康权是健康伦理的核心内容。尊重、保护和实现健康权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厘清健康权的内涵和边界,认清健康权法定化的价值和意义,注意健康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公法与私法以及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的互动。

试论人身权与人权的关系

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所嘱目的热点问题,1998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中国学术界首次举办了大规模国际人权研讨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会议肯定了《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人权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回顾了世界人权走过的历程,展望了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人权前景。

人格权的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

人格权具有立体式的利益结构,其内核是基于人格要素内在本质而生的固有利益,外围则是超越内在本质的衍生利益,即信赖利益、公共利益、载体利益、牵连利益等。立体式的利益结构易使人格权边界模糊,在法律解释和人格权法定两项基本应对路径中,后者更具基础意义。依照固有利益的本质属性,为实现人格权的具体化,人格权应坚持类型强制。人格权类型固定有利于明确衍生利益的范围,提高责任法的操作性。人格权法定并不是绝对的,类型强制具有非封闭性,类型固定的基本手段是例示主义。

质疑人格权法定

人格权法定表现为以民法法定、以宪法法定,以及以民法和宪法双重法定三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人格权法典化,更深层次的用意则是论证将来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能。但是,因人格权法定自身的法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不可避免陷入悖谬困局,从而不能推导出其所欲结果,也无法应对人格权法典化的形式理性需求。作为权利的人格权,自然法的色彩并未褪去,其固有的开放性结构,及其康德主义的权利理论内核,导致其极大的包容性和适用弹性。在以往的丰富多彩的人格权法律实务中,人格权并非法定的情形所在多有,未见其不能获得有效之保护。为建立健全的、逻辑自洽的人格权法律体系,我们必须破除人格权法定主义,坚持人格权的动态、多元发展,建立起"立法机制+发现机制"的人格权双轨发展机制。

在胎儿保护与孕妇权利之间——刑法介入胎儿伤害的模式分析

当前,不仅能否受孕成了越来越多的夫妻面临的难题,每一次受孕所需要的投入也急剧升高。为了充分保护胎儿的健康,刑法完全有介入胎儿伤害的必要。但在刑法上承认胎儿的人格权以及"婴儿伤害说"都将严重限制孕妇的权利。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家庭结构、生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水准等,为了保护胎儿而限制孕妇权利难以获得正当性。将胎儿视为母体的一部分,可以兼顾胎儿保护与孕妇权利保障,能够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和制度框架相吻合。

人格权固有性的辩证分析

通过对人格权定义及其特征的学说的考察,可以得出"人格权具有固有性"已成为民法学界通说的结论。人格权固有性理论的产生,直接源于学者对人格与人格权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同时也与受大陆法系人格的伦理价值法律保护传统的影响有关。然而,"人格权固有性"既与人格权理论相悖,也与我国人格权立法现状不符。因此,"人格权固有性"实则理论谬误,人格权并不具有整体上的固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