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格权法定主义的讨论

人格权法定主义是当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对人格权的设定方式,兼具法定性与开放性。应对人工智能在现在以及将来对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采取人格权法定主义较为稳妥。因此,为规制人工智能这类新型技术,不应排除未来法律上进行人格权的拟制,法定主义优于非法定主义,通过人格权法定化是合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有效路径。

人格权法定的宪法之维与民法典编纂

人格权法定存在两种不同语境:一是立足于人格权类型、边界的明确,二是着眼于人格权的权利基础。人格权法定的肯定论多强调前者,否定论则主要从后者出发。事实上,人格权的基础既非民法赋予,也不是来源于宪法:宪法规范存在多种类型,人之尊严、人权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实证权利的价值基础,其与民事权利仍然泾渭分明。从立法技术上看,人格权法定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民法、宪法对人格权采取了不同的类型技术,标准在于个人受义务主体侵害的可能性;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均具有开放结构,但新生民事权利仅对宪法权利具有类型联想意义。在人格权类型和边界的界定上,"民法典(草案)"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仍应作出相应修改。

人格权的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

人格权具有立体式的利益结构,其内核是基于人格要素内在本质而生的固有利益,外围则是超越内在本质的衍生利益,即信赖利益、公共利益、载体利益、牵连利益等。立体式的利益结构易使人格权边界模糊,在法律解释和人格权法定两项基本应对路径中,后者更具基础意义。依照固有利益的本质属性,为实现人格权的具体化,人格权应坚持类型强制。人格权类型固定有利于明确衍生利益的范围,提高责任法的操作性。人格权法定并不是绝对的,类型强制具有非封闭性,类型固定的基本手段是例示主义。

论人格权法定、一般人格权与侵权责任构成

人格权设定上的意定主义模式与法定主义模式各有利弊,惟为兼顾个人的行为自由计,且实行法定主义仅仅斥拒当事人基于己意创设人格权,并不限制法官进行创造性司法,从而无害于人格权法的开放性,因此人格权法定主义模式更为可欲。在人格权法定主义下,即使为避免人格权法的封闭性,也不必采取"一般人格权"的制度设计,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采用"保护其他人格法益"的概念表述,足堪保持人格权法开放性的大任。在侵权法对侵权责任的构成采取非限定性模式的法制下,实行人格权法定主义,甚至在人格权法上不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在列举了诸项具体人格权后,不设置保护"其他人格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也不能阻止民事法官依据侵权责任的概括条款将社会生活中应受保护的与人格有关的利益吁求确认为人格权并加以保护。人格权意定主义与人格权的自然权利性相契合,惟此种定性存在不足;由人格权法定主义肇致的人格权法定权利的属性并不会降低人格权的尊崇性与神圣性。

质疑人格权法定

人格权法定表现为以民法法定、以宪法法定,以及以民法和宪法双重法定三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人格权法典化,更深层次的用意则是论证将来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能。但是,因人格权法定自身的法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不可避免陷入悖谬困局,从而不能推导出其所欲结果,也无法应对人格权法典化的形式理性需求。作为权利的人格权,自然法的色彩并未褪去,其固有的开放性结构,及其康德主义的权利理论内核,导致其极大的包容性和适用弹性。在以往的丰富多彩的人格权法律实务中,人格权并非法定的情形所在多有,未见其不能获得有效之保护。为建立健全的、逻辑自洽的人格权法律体系,我们必须破除人格权法定主义,坚持人格权的动态、多元发展,建立起"立法机制+发现机制"的人格权双轨发展机制。

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之辨识

就终极意义而论,说人格权为宪法权利抑或民事权利均属不当。但自实证法而言,究竟是由宪法,还是由民法来规定人格权,这只是一个法律分工问题,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只要我们继续采取立法导向的规范化思路,则人格权的民法化就是必要的。自然人对其人格要素享有支配权,并且在现代社会中,人格权的商业化倾向也使得人格权与自然人间发生了主动分离,这就说明人格权已经不能再寄居于自然人编了。从《侵权责任法》的定位和人格权的特征及其现实需求来看,人格权法也不宜为《侵权责任法》所涵盖。因此自体系而言,未来我国的民法典应当继承《民法通则》的传统,坚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例。

关于人格权性质的再思考

对于人格权性质的认识,折射出对待人格权立法的不同立场和判断,并且直接影响到未来人格权法制定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设计。以民法典体系化的思维考量上述问题,就应当坚持人格权法的私法属性;强调人格权的法定主义创设模式。同时客观全面地重新观察和认识人格权的专属性及其非财产性。

私权人格权应该向宪法权利回归吗？

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格权立法采何种编排体例一直是起草我国民法典时无法回避的难题。"人格权宪法权利说"逻辑推理本身就存在瑕疵,宪法上人格权无法承载维护私权人格权之重任。随着简单社会简单人格权保护关系向复杂社会复杂人格权调整关系过渡,人格权立法模式也必将由消极保护向积极调整过渡。

历史维度下之法国、德国人格权民法保护模式探析

人格权在现代社会中愈发重要,而民法学界就如何进行人格权的保护、采用何种模式进行保护却存有诸多争论。19世纪法国、德国就已经在各自的民法典中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予以一定关注,但二者所采取的保护模式是难以使人格权得到充分保护的。20世纪随着人权思想的普及,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保护模式即人格权的法定化逐步被各国普遍采纳。这对我国即将制定的民法典有很大借鉴意义。

浅析人格权若干问题

人格理论自古罗马时代到近代,经历了从"身份人格-伦理人格-法律人格"的转变,人格并不等同于人格权,前者是成为法律主体的资格,后者是取得主体资格后所享有的权利。人格权理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学界存在"人格权肯定说"和"人格权否定说"两种不同观点,目前"人格权肯定说"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我国亦不例外。王利明教授提出"人格权是一种法定权利"的主张,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加以批驳。笔者认为,王利明教授是在肯定人格权的自然性基础上提出了人格权是法定权利的观点,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人格权,才能明确权利边界,防止权利泛化和滥用,并且帮助公民清楚认识到人格权的内容和意义。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临床试验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民法意象

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民法视阈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持续性的精神性具体人格权,是一项被《侵权责任法》确认了的法定权利。它的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在于其直接影响着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消灭,这与常规医疗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存在明显区别。受试者知情同意权被侵害后,发生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在请求权选择问题上,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对保护受试者更为有利。

人格利益诉求扩张及其司法应对

人格利益诉求扩张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尽管人们期待立法者创设更多具体的法定人格权以维护利益需求,但人格利益演变成权利不仅需要立法技术进行类型化处理,而且需要考量其内在的伦理意义。制定法保护的利益是广泛而多元的,法官在面对个案利益纠纷时,可以从宪法基本权利、民法法定人格权或侵权法兜底性条款中推演相关诉求得到法律承认的合理依据,同时必须在冲突对立的利益主张之间进行价值权衡,避免利益膨胀导致"权利爆炸"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

环境人格权的法定化论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拥有的权利。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之后,人们对环境权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与此相反,由于我国关于环境立法救济的缺陷以及监管部门的抽象权限,环境状况每况愈下。鉴于此,环境人格权应运而生,但环境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人格权不同,因为它兼具私益与公益。环境人格权的法定化意味着其内化为权利主体的自身的合法权益,不仅有利于个体维护自身环境人格利益,同时还有利于保护公共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