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人格法益的权利化

新型人格法益权利化有利于增强法益适用的确定性,平衡法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促进人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但新型人格法益存在概念不清晰,权利要件不确定,权利类别不明确等理论困境。基于法益的概念证成具有不同面向,法益损害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存在多重考量,法益的外延和类别归属受权利发展的动态影响等原因,新型人格法益的权利化应当坚持内外视角优化新型人格法益的规范概念,坚持立足本土实际完善新型人格法益的构成要件,坚持概念化和类型化明确新型人格法益的权利归属。

公权法益观视阈下的人格法益:数字经济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续造

刑法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保障人权,这一根本任务决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无法超出人格法益的范畴。但问题在于,单纯人格法益的保护路径无法囊括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全部属性,其互动性、流通性等特性所衍生出的公共秩序保护目的可能会落空。为实现捍卫刑法人权保障的根本机能,同时回应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应运出的公共属性,在不破坏人格法益内容的前提下,应将公权法益观与人格法益糅合,形成“以人格法益作为入罪之基础,以公权法益观作为出罪之依据”的法益续造路径。

我国人格法益保护模式之选择与完善——基于比较法模式评析视角

比较法上的人格法益保护模式主要包括侵权法不区分式、侵权法区分式、一般人格权、"人格"与人格权概括保护、框架权性质的具体人格权等五种模式。上述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皆有体现。侵权法不区分式缺乏对人格法益侵害的违法性要件认定;一般人格权存在逻辑与结构上的问题;框架权性质的具体人格权不符合我国法制实情。我国应当采用侵权法区分式加人格权概括保护的模式;次优是对《侵权责任法》第6条过错责任进行解释,将其分为主观的过错与客观的违法性两方面。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当从明确人格法益概念、补强侵害要件、控制援引内容等方面,持续完善我国的人格法益保护。

论背俗侵害人格法益的侵权法保护——基于一般侵权行为规范模式的辨析

人格法益的保护与一般侵权行为规范模式相关。由于人格法益不具备人格权利的归属效能、排除效能与社会的典型公开性,对权利与法益区分的模式更有利于对人格法益的保护。背俗侵害人格法益条款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在背俗侵害人格法益条款基础之上,将人格权利与人格法益的保护区分开来,有利于缓和人格法益与一般行为自由的紧张关系。我国意欲实现对人格权利与人格法益的区分保护,必须对现有《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进行梳理,将侵权法对人格法益的保护划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其他人格法益两个层次,并持续展开对人格法益及背俗侵害的行为的类型化研究。

论胎儿物质性人格法益的保护

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胎儿”法益的保护就一直是民法学家悬而未决的一个古老话题。由于胎儿生理上的特殊性,因此,胎儿法益的保护总是与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生命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胎儿手术、冷冻胚胎、治疗性克隆以及胎儿组织移植等新型医学术语的出现,关于胎儿的立法现状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尤甚。因此,应着重对胎儿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以及胎儿的物质性人格法益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我国民事立法有所补益。

“法人格否认裁判”之效力射程--“法人格否认裁判”是否具有跨域效力?

实质合并破产或重整中已生效之法人格否认裁判,能否直接用于公司法、证券法纠纷中关于法人格独立性之判断?实践中常有争议。公司法关于法人格独立性之要求,侧重于“惩罚主义”思维,旨在让滥用公司法人格和有限责任之股东直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采测试标准主要是“过度控制”“人格混同”和“资本不足”;证券法侧重从“预防主义”角度,确保发行人在公开融资时,不做虚假信息披露,以便投资者能做出正确判断;在破产法上,主要是基于如何有利于增加破产财产池中的财产数额及企业之重整价值来考量法人格否认的,裁判标准更为概括和模糊,法院大多在“破产”或“重整”有需要时,从“人格高度混同”“财产区分成本过高”“有助于提升破产及重整效率、提高清偿之公平性”等角度,做出实质合并破产或重整裁定。因此,不同法域对法人格独立虽均有要求,但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法人格否认之主体、证据标准、责任构造要件等均存在差异。故法人格否认之裁判并不当然具有“普适效力”,应明确限定破产法中法人格否认裁判的效力射程,以维护不同法域中“公司人格独立性”所意图实现的多维功能,此系“部门法尊重”之当然之理,也是“尊重部门法”在救济/司法程序中的体现。

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

公司法以调整公司的设立、运营和解散为主要目的,其规范构造也主要采用内部生效规则,与合同法等交易法主要关注外部合同如何成立、生效有明显不同。这种公司法与合同法分野的逻辑,虽有利于区分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调整任务及分工,却忽视了交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干预特定交易之成立对于维持公司法人格的重要性。公司法依托合同工具而成立,对于公司这一拟制主体,仍需解决基于董事或经理等自然人之代理行为而成立的交易如何归属于公司的问题。公司法首先建立了代理行为的“合法原则”与“职务原则”。同时,区分常规交易与特定交易,前者仅需董事、经理或雇员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可成立,后者尚需取得公司内部机构的审议或同意即私法上的批准行为方可成立。因此,公司交易可能是由一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也可能是由二元性或多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批准行为,不仅具有形成公司内部意思的效果,还具有决定外部交易是否成立生效的表示行为的力量。合同行为造就了公司,公司也不应完全游离在合同效力之外。唯此,才能形成控制公司代理人行为的有效机制。

关联企业混同用工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劳动法中引入关联企业概念,目的是赋予裁判机构审查认定关联企业混同用工行为是否存在规避劳动法、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形;适用法人格否认规则,目的是在个案裁判中将关联企业视为联合雇主,要求其共同向劳动者承担用人单位法律义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关联企业工作的,劳动关系的归属以合同为判断标准;关联企业采取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方式交替用工的,应当认定劳动者与后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则应以实际用工为考察依据判定劳动关系的归属。

论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名誉权——从司法案例的视角

一般人格权是指超脱于具体人格权利类型的抽象人格权,德国法上因不得以而创设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在我国学界受到重视并成为未来人格权立法的重要条款。一般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指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人身平等等高度抽象的权益。但由于我国民事立法既缺乏对具体人格权的详细规定,也缺乏一般人格权的概括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法外人格权如人格尊严、隐私权、信用权、营业权以及人格法益如死者的名誉、遗体和遗骨等,都以名誉权的名义进行保护,使名誉权发挥着一般人格权的功能和作用。由于中国人极为重视面子,而面子在很大程度上与名誉的功能相同,在中国人面子观的作用下,使得名誉权在我国实际上成为了一般人格权。

再论民法中人格法的公法性——兼论物文主义的技术根源

从罗马私法教材体系、民法典体系和民法教科书体系的角度研究人格法的属性问题,得出了它属于公法的结论,也得出了它基本上在任何法典法国家都位居被认为是私法的民法典中和被认为是私法理论的民法教科书中的观察,从而得出了现代民法和民法理论并非完全私法、而是公私混合性的结论。由此出发,揭示了物文主义的民法观的追求将部门法运动进行到底的技术原因,试图减轻这种主义的持有者的道义责任。

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视角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析

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是公司人格混同,对此最根本的衡量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公司与股东或关联方是否已相互融合、无法区分,而在实质上成为单一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情形下即使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与公司未达到人格混同的情形,仍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分析这起经典案例便主要聚焦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条件之下,应当在何种情形认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制度从而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我国人格法益保护模式之不足及其改进——以“公序良俗”引入为中心

我国人格法益保护模式存在立法与司法的鸿沟、自由裁量权难以限制、法源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公序良俗"能够发挥人格法益判断功能、利益衡量及违法性征引功能、援引内容控制功能。在对"公序良俗"的引入中,《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不可简单照抄。我国应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违背公序良俗侵害人格法益条款、《侵权责任法》第6条过错责任条款着手,明确人格法益损害及违法性要件。将公序良俗的标准纳入违法性要件,强化对人格法益的保护。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一人公司的适用——以《公司法》第64条为中心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与一人公司之间存在着应然的制度联系。一人公司是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的主要对象,适用情形与标准具有特殊性,亦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于一人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均具有探索性质,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亟待强化。为此,尚需司法裁判经验的适时跟踪、总结和完善,并形成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与立法修订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联公司扩张适用公司人格否认之检讨——兼评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5号就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如何承担责任作出裁判指导,即由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该裁判要旨折射的法理契合我国公司法学界通说。然该通说忽视关联公司背后滥用股东权利的控制股东,实践中易造成关联公司的控制股东利用关联公司谋取不当利益、逃避责任。故关联公司扩张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时,除了揭开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的面纱外,还应进一步揭开关联公司背后滥用权利的控制股东的面纱。

心理学中人格评估法综述

系统介绍目前国内外人格评估法———问卷法、投射法、作业法,并列举其中的几种常用的人格测量: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梅彼类型量表(MBTI)、罗夏墨迹测验(RIT)、主题统觉测验(TAT)及内田-克雷佩林心理测验,分析它们的理论基础、适宜范围和对象、优缺点及其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等,对于了解和应用人格评估法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

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之法律适用

新《公司法》在第20条和第64条均设定了法人格否认规则,均适用于一人公司。在债权人主张一人公司与其股东财产不分而应否定公司法人格之情形,由股东承担举证责任;在债权人主张一人公司与其股东因其他原因而应否定法人格时,应适用第20条,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

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与精神分析法

政治心理学起源于对政治现象中政治人的精神与生理的关注,故此,对于政治人格的精神病理学研究一直是这门学科的主题。然而,人格一词对于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范围大小不同,心理学家将人格作为解释个体在面临不同刺激时的行为反应模式,政治学家更倾向于将人格看作一种心理防卫机制,进而探讨这种机制对于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从概念界定到研究方法等方面,精神分析既促进了人格研究的深化和成型,又给政治—人格分析法带来了挑战。

论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滥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而设计的,它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权利禁止滥用和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与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相互依靠和功能互补,反映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面对目前我国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及相关法律缺失的状况,由于我国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就要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明确当前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场合,让股东承担对债权人的法律责任,起到保护债权人和降低社会信用风险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体现正义与公平。

里程碑,还是误导——对夫妻公司法人格否认裁判思维的批评

在司法实践中,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设立的"夫妻公司"的法人格常常被法院否定,实际上,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夫妻设立公司并无特殊要求,虽然国家工商局要求"夫妻设立公司时,必须分割共有财产,并以各自所有的财产出资",有关地方法院认为该文件的规制理由在于"避免单一主体设立公司"和"确保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但这两点都经不起推敲:首先,共有财产的法律主体均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以未分割之夫妻共同财产设立公司,并非单一主体设立公司;其次,公司财产独立性的法律内涵是指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股东出资财产必须转让给公司。以未作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并不必然损害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关键在于用作出资的该项财产是否征得夫妻双方同意,是否已经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实际上,以未分割之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将形成夫妻共有股权的现象,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股权共有欠缺规制,应当立法完善。此外,在否定"夫妻公司"法人格时,有些法院运用"代理理论"支持其判决,但代理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并且,法院在判决时并未言明其裁判推理的过程及依据的事实要素,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对"夫妻公司"法人格否认一类案例的解读提醒我们:当法官们在大胆地突破司法的雷区,实践着被理论界普遍颂扬的学术思想时,他们是否会步入对学术思想一知半解或者误解误读的危险境地呢?

从团体行为的逻辑透视公司法人格否认——兼评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是团体行为逻辑的必然结果。《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因未遵循团体行为的逻辑导致其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通过股东(大)会以公司的名义滥用公司法人格造成债权人损害的,由该股东承担责任。受害人可直接起诉公司和股东,公司可以其法人格被滥用为抗辩事由要求法院否认其法人格而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