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知识权的法律构造——以文化多样性的双重价值追求为切入点

在学界对传统知识社会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对公法保护缺陷持续进行反思的理论背景下,将传统知识权视作一项新型权利进行构建的讨论正逐渐增多。法律规范不仅影响传承者的人权实现以及后续利用的利益分配,更旨在促进社会整体的文化繁荣。因而传统知识权的法律建构应当置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分析,以回应主权与人权保护的共同要求。要落实对传统知识权的法律保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明确权利性质为有限私权;基于传承方式差异对权利主体施以类型化;权能设定上侧重对权利主体经济利益的合理反馈;在特定情境下施加适当限制以保障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融通的范本

以张彭春为核心的中国代表团对《世界人权宣言》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宣言》第1条中列入了关于"良心"的表述,体现了中国儒家"仁"的思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世界背景下,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可以并且已经成为全球人权文化融通与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中华文明则是其中重要的中国元素。有必要通过不断挖掘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权思想并加以整合,对普遍的人权文化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解释。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在国际人权领域达成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共识,并通过思想的沟通、交流和包容获得彼此之间的理解。

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起点的阐释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内涵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要推动人权事业进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并最终迈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持续增强中国人权文化自信。中国人权文化自信是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科学的理论探索中、深厚的历史涵养下得以生成和塑造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奠定了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生成的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尊重和保障人权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建了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生成的理论逻辑。深嵌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结构中的人的主体性价值、人道精神、大同思想及其制度安排等文化基因,有助于塑造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权文化自信的生成,客观上有助于增强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提供强大的思想定力和前进动力。

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构成与中国实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代表作名录的设计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实施,第一次为人类确立了文化差异条件下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把联合国体系内通过文化达成对人的尊重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的不同让各种"我们"相互区分、区隔,但是非遗保护的代表作名录制度把这种认识提升了一大步,差异文化因为被特定民族定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而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当全人类因文化不同而相互欣赏与共享的格局形成时,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受到尊重的文化条件就出现了。

《日本文化基本法》的考察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立法实践表明,文化基本法重点发挥的是文化人权法与文化政策法的功能,厚植文化国力的根本在于全面提高"人"的文化艺术修养。中国文化政策存在稳定性不足、文化人权相对忽视及文化政绩化、功利化现象,亟待尽快制定文化基本法,就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不同主体的权责义务及各项文化政策作出规定,以实现文化重要性教育,明确文化政策方向及保障文化人权,保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有源之水"与"有本之木"。

文化立法基本原则的反思、评价与重构

文化立法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实现公民文化权益、推动文化和谐发展、形成文化公共秩序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关于文化立法的基本原则,在认识上存在不同观点和研究缺失,在实践上也是在不断探索和提炼之中。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进程,文化立法应当遵循文化主权原则、文化人权原则、文化和谐原则和文化公序原则等四个基本原则,以保障文化立法的顺利开展并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相促进。

比较人权文化中的权利与义务——以西方、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为样本的分析

人权文化是以人权为中心的一整套关乎社会共同体存续的理念、精神和制度层面的综合体。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文化之中。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人权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人权文化,是影响和塑造当代中国人权观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西方人权文化曾以“自然权利”观念对人类多元人权文化作出过贡献,但是其忽视了人权的“主体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从思想渊源或者道德伦理的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与现代人权制度具兼容性。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在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西方权利和义务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实现了“天国权利”到“尘世权利”的革命,把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建立在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上。当代中国的人权建设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引领,把握好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理顺人权与人权的实现条件的关系,从而构建起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人权文化体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构成与中国实践(上)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代表作名录的设计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实施,第一次为人类确立了文化差异条件下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把联合国体系内通过文化达成对人的尊重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的不同让各种“我们”相互区分、区隔,但是非遗保护的代表作名录制度把这种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差异文化因为被特定民族定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而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当全人类因文化不同而相互欣赏与共享的格局形成时,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受到尊重的文化条件就出现了。

凝聚人权共识 培育人权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六条基本特征与宝贵经验,为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残缺的人权文化起源与人权普世价值

建立普遍的人权,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在多个文件中提及的人权教育目标。通过对西方人权根源的分析,从人权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人权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人类只存在具体的、历史的人权价值,人权价值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

人权文化的缺失与国家对人权文化的培育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战略任务中,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关键在于国家对人权文化的培养。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权文化,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调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视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已经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下,由于宪法不可诉以及行政抽象行为不可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国内法院不能获得完全的司法救济。"大调解"将多种调解方式进行有效的整合,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司法机构在法律局限和资源不足方面的缺陷。将"大调解"适用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的过程中,法院应当确定优先履行核心义务,发挥灵活的能动司法作用,推动立法完善来增强司法救济。

论回归生活世界的人权文化

回归生活世界的人权文化是基于生活经验与现实实践而非西方中心的、先验的、完成式的人权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为救亡图存、塑造现代性、改革开放、实现复兴,基于实用主义、功能主义、工具主义对人权予以涵摄吸收,在新中国成立后以之服务于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条件、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建设。先验论人权天然具有革命性、反抗性和批判性,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人权追求基于社会事实、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建设性,不可能由先验推导而成。人权理念与人权生活总是处于相互否定之中,这是人权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支撑经验性人权文化,中国近现代历史境遇与现代化逻辑锻造功能性人权文化,中国的治理需要和大变局挑战催生平衡性人权文化。

论中国人权精神的建设

在一个人权精神先天欠缺的社会中,必然会出现有制度而无遵奉的状态。在中国,对人权精神共识的达成,有赖于西方人权观与东方人权观、传统人权观与现代人权观话语体系的相互开放;在人权精神的建设方面,则有赖于对自然演进论与理性建构论、本土化道路与西方化道路、政治权利优先保障与经济权利优先发展对垒的超越。

人权需要信仰——对人权教育的一点思考

中国当前的人权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权情感与信仰的培养与人权知识的积累不成比例。人权要真正实现它对人类的价值,必须首先被人类所信仰。人权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应当借助于人们的情感体验,重视仪式的作用,唤起人们敬仰人权的直觉,突出人权教育的情感激发和习惯养成。渗透式、养成式、参与式的人权教育是培养人权情感与人权信仰的有效方式。大学的人权法教育既需要注重人权知识的普及,又需要注重人权观念的形成,并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问题紧密结合,而国家是人权教育的责任主体。

人权保障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目标

国家和政府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自身的强大;执政党执政的目的也不应当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党自身利益的实现;国家、政党、政府存在的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实现和发展国民的基本人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以权利文化作为文化根基的。在新的历史时期,衡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于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

融合与分裂——试论吴趼人《中国侦探案》的过渡性特征

文化民主是一种文化人权，尊重文化人的个性和文化团体的独立性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文艺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张闻天文化民主思想与其学习、文艺创作、革命实践密切相关，具体指向（受众）是广大民众，前提条件是文化人创作的自由、自主权，承认和肯定文化团体的自主性；内容上体现反封建、反礼教，提倡个人的平等，创造宽松的文艺生存环境。前瞻性上看，对文化创新创造的政治条件、文化体制的调整和调适指明了方向。

回归生活世界的“生活美育”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倡导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生活美育"。审美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素养",因为审美作为人类基本智能的泛化性的成分,可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其中的感性化而非理性化的因素。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人权"。在这里,文明史是与"野蛮"相对而言的,文化则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逃离了野蛮,所以人类才能"走向文明";告别了自然,所以人类才能"拥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