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12年1月至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汇率价差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呈正相关关系,与利差及资金存量呈负相关关系。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自身的滞后一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率之差是影响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因素。除此以外,资金存量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也会对汇率价差产生影响。因此,应进一步疏通境内和境外人民币流通渠道;货币当局应将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汇率价差的备选政策工具;加强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管;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在进一步深化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培育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汇率预期、指令流与人民币汇率价差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研究了指令流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通过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发现汇率价差对指令流和汇率升贬值预期的冲击都表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宏观变量汇率预期升贬值对指令流有负向影响,指令流对汇率价差的影响也为负,并且滞后阶数越长影响越显著。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发现,在汇率预期影响在离岸汇率价差的过程中,指令流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存在"汇率预期→指令流→汇率价差"的影响机制。

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GARCH-MIDAS模型

源自心理学的有限关注理论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金融研究,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市场产品种类繁多,由于存在信息成本,个人投资者的关注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更倾向于交易关注到的产品,进而影响价格。该理论在证券市场已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因此对外汇市场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构建的人民币关注指数,以2011年6月27日至2016年7月29日为研究区间,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检验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价差波动率的影响。特别地,利用基于已实现波动率的GARCH-MIDAS模型将波动率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分别进行回归,考虑了价差波动的结构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能够显著增大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货币当局可适当引导进而达到收窄价差、抑制套利的目的。与波动长期成分相比,投资者关注对波动短期成分的作用更强。加入央行干预、利率平价、流动性、预期等控制变量后,投资者关注对汇率价差波动率的预测能力依旧显著,表明其所包含的信息并未被已有变量覆盖。稳健性检验中,将4个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基准模型并考虑关注与控制变量之间的耦合效应,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仍然具有独立的解释能力,且在长期内会通过影响控制变量的作用间接影响价差波动,作用机制与短期有所区别;直接利用基于月度投资者关注的GARCH-MIDAS模型对波动进行分解,通过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验证投资者关注对波动长期成分的作用;分别将在岸和离岸汇率波动率直接分解后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投资者关注效果同样显著,且综合效果与原检验基本一致。通过探讨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解释能力,拓展了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测量的投资者关注在外汇市场的研究,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提供了新思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货币当局和外汇投资者可以构建人民币关注指数,以此作为参考来实现有效汇率管理或风险控制等多重目的。

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性管理——基于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视角

控制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在合理水平是保障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本文以香港人民币市场为代表,运用时变转移概率Markov模型研究了2011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区制特征和区制转移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汇差表现出显著的区制特征,在大部分时期内,汇差处于"正汇差-低波动"区制,这一差值可视为资本管制和内地与香港人民币市场结构差异对入境资本征收的"托宾税";在考察期的其他时段,汇差则处于"负汇差-高波动"区制;(2)汇差在区制间转移的概率受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水平的影响,其中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扩大会促使汇差扩大,保持或转入"正汇差-低波动"区制的可能性提高。货币当局可以将影响人民币预期与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境内外人民币汇差、稳定人民币币值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备选政策工具。

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升贬值预期与资金存量

本文采用VEC模型研究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资金存量与升贬值预期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发现资金存量因素是影响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决定因素,近些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升值预期,而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变动对于升贬值预期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研究必不可少,升贬值预期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具有关键作用;应进一步寻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以应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情况;应加强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监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