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民币汇改以及国际化的推进,本文探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影响。本文选取2005年8月至2023年6月的中美EPU指数与人民币汇率数据,基于时变视角的VAR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美EPU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金融风险、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时,美国EPU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骤升;第二,中国EPU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短期显著、长期同步现象;第三,汇改后中美EPU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强度更大。结合当前经济环境看,本文认为降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汇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冲击尤为重要。

人民币情绪、汇率预期与估值效应关系研究

文章使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人民币情绪指数,基于TVP-SVAR-DY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情绪、汇率预期与估值效应的关系,重点讨论了在2015年“811汇改”时期的情况。结果表明:第一,人民币情绪对汇率预期的溢出效应大于汇率预期对人民币情绪的溢出效应,且汇率预期溢出效应更多表现为长期效应。第二,估值效应的影响因素是汇率和资产价格收益率,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异质性,在其余时期,资产价格收益率是估值效应的决定因素;在2015年“811汇改”时期,汇率因素是估值效应的重要因素。第三,对估值效应进行分解发现,在资产价格收益率引致的估值效应中,汇率因素通过人民币情绪和汇率预期发挥作用,而且主要是以人民币情绪起主要作用。

人民币汇率预期度量的新方法:从外汇期权中提取风险中性概率密度

预期管理,已成为新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不仅可以缓解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为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新的手段和方式,还可以降低外汇管理成本,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加强预期管理,关键在于科学评估各类工具的效果,并相机抉择对其加以搭配组合,这有赖于准确度量人民币汇率预期。实践中,常用的汇率预期代理变量是远期NDF汇率和汇率预期调查。其中,使用最广的是远期NDF汇率,但其主要依据来自简单的可视化分析,缺乏严谨的经验证据支持。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远期和期货价格都小于预期的未来现货价格,因而难以成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有效测度。汇率预期调查则在技术上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在调查结果上存在人际不可比性;二是调查数据的样本量通常较小,无法充分反映预期异质性。近年来,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发展为前沿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提供了重要条件。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借助香港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期权数据提取隐含的风险中性概率密度函数度量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新方法。基于风险中性密度函数基础上的人民币汇率预期度量,相关研究拟在如下三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基于新提取的汇率预期分布数据对已有研究进行实证再检验;二是通过比较汇率预期分布的变化评估外汇市场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的短期效果,继而为科学选择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工具提供指导;三是可以尝试建立外汇市场压力和人民币汇率预期之间的联系。

世界贸易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联动效应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为了识别并描绘出世界经济贸易不确定性导致的人民币汇率联动效应变化特征,文章选取2002—2021年人民币、美元、欧元、英镑、港元、日元、新加坡元和澳元在直接标价法下兑瑞士法郎的汇率数据为研究对象,将世界贸易不确定性指数纳入研究框架,构建DCC-MIDA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的聚集效应不显著,且历史记忆性较弱;二是贸易不确定性对汇率有正向影响,人民币汇率能够在贸易前景波动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三是人民币与英镑汇率间的联动性已经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四是当世界贸易不确定性发生波动时,人民币汇率也会发生相应的波动,这种波动具有持续性弱、趋于平稳速度快的特征。由此,文章提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等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时变脉冲响应和时变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采用UCSV-RV模型测度人民币汇率预期不确定性。时变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对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逐渐衰减的特征,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逐渐增强的特征,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对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正向冲击。时变溢出结果表明:相较于外部地缘政治风险,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变化更多源自于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同时外部地缘政治风险是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的净接收者。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在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运用T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发现:(1)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引发人民币贬值压力;在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引发人民币升值压力。(2)预期渠道和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在不确定性程度较低和较高时都会发挥作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在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才发挥作用。(3)在不同的不确定性程度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渠道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具有异质性,这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

不确定性事件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分析与传导机制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窗口,基于汇率决定理论总结不确定性事件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运用事件研究法实证分析发现:不确定性事件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新闻报道中的危害性信息和结果未知性带来的负面情绪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进而致使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下降,影响其消费、投资等行为,使得生产、投资和出口下降;由于心理预期的形成需要时间,之后又需经生产、消费和投资的中介传导才能最终作用在汇率变动上,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币汇率的负面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类型和汇率制度背景等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与汶川大地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有所差异。

供给侧改革下人民币汇率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

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落在了以供给侧为主导的结构性改革上。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反过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能够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政府应当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改变过去一贯重视总需求的管理模式,加大对供给侧方面的监控,调整供给侧结构,从而减轻经济下行压力,降低人民币汇率的异常波动。同时,应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健全完善金融外汇市场,深化"宽松为主、紧缩为辅"的供给策略,以坚定人民币国际化的自信力。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

我国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风险主要有: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出口拉动型发展方式;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增加了企业和银行的结算风险;"软"盯住汇率制度助长了市场投机行为,增加了市场风险;外汇市场避险工具的缺失使微观经济主体承受较大的外汇风险。规避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应对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其长期目标是实现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短期目标是建立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浮动制度。

不确定性决策与人民币汇率

运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人民币汇率风险评价及管理过程。研究表明,为规避汇率风险,应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建立健全汇率政策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渠道;在微观方面,应积极建立衍生产品市场,为企业的避险行为提供有效的交易平台。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时变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基于时变视角,首先构建并推导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波动的时变性影响机制。其次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时变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具有时变性抑制作用,并且在长期中的时变性作用更加显著;第二,人民币汇率与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对汇率冲击响应的时变性主要体现在中期和长期;第三,在不同时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于经济波动的响应不一致,响应强度与经济环境具有相关性。结合我国当下所处的经济环境,政府要考虑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波动的时变影响,实施时变性的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

文章选取2005年8月至2020年8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人民币汇率数据,运用TVP-VAR模型和波动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是TVP-VAR系统波动溢出的净接收者,EPU对人民币汇率好的波动和坏的波动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和非对称性。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在极端风险事件期间EPU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上升。EPU对人民币汇率坏的波动的溢出效应显著大于好的波动的溢出效应。从区域差异看,中国EPU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输出最大,美国和日本次之。替换变量后波动溢出指数的对比表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于维持外汇市场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年6月—2019年6月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在高分位数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为显著;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大于外国(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其他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比,汇率和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以维持外汇市场的稳定。

多来源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将经济不确定性拓展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相关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等多个维度,基于混频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实证检验多来源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影响的异质性,并研究不同维度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测能力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影响时间也较为持续;在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呈显著负向作用,而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是起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相比持续时间更长;和前两个维度经济不确定性相比,相关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在影响强度和周期上都呈现弱化态势。同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加入不同维度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的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均能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但相比较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预测能力更强。

基于汇率预期视角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影响因素研究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汇率预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汇率预期视角,选取汇率、汇率预期、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应量、进出口规模、贸易额等因素,分析其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研究采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汇率变化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较小;汇率预期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较大;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水平的影响仅次于汇率预期;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较小。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系数较小,说明其产生的影响较小。汇率预期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最大。

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程度提高了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为区域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视角,探讨人民币在中亚五国中的区域国际化程度问题,为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提供经验支持。利用EEMD频域分解技术,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亚五国人民币汇率分解为高频、低频和趋势项三个频域,并采用广义预测误差分解方法测算在不同频域上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亚五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从高频分量来看,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亚五国汇率波动的净溢出效应为负;从中期和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亚五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净溢出效应为正且溢出程度不断加大。这表明在短期内,中亚五国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影响,但在中期来看,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亚五国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断增强,说明人民币在中亚五国中“货币锚”作用不断加强,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程度得以提高。为提高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程度,应注重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加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溢出管理。

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基于2005年8月-2022年6月的数据,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以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现状,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推演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对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短期跨境资本的影响在2017年前显著为正、之后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多数情况下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系统存在自平衡机制,当上述三个变量分别遭遇冲击时,各变量均能在2年内回到平衡状态。建议在适度减少外汇市场干预、持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和完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5年8月-2022年6月的月度数据,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以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再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重点推演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三者分别遭遇外部冲击时的波动率从小到大依次为:人民币汇率预期、人民币汇率、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对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短期跨境资本的影响在2017年前显著为正、之后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多数情况下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系统存在自平衡机制,当上述三个变量分别遭遇冲击时,各变量均能在2年内回到平衡状态。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持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还应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和完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汇率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

在阐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汇率预期与房价波动间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门限的条件下,汇率预期对房价波动的传导作用具有明显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较高时,汇率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相对更大,且持续时间较长,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影响程度减小且持续时间缩短。结合实证结论从汇率预期作用对房价的影响角度出发,提出不仅要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汇率预期,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与投资渠道,还要重视经济调控政策出台的频率和强度对市场主体预期及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