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齐白石的两条史学路径——聚焦于“人民画家”说的虚构及证伪

近七十年来,中国艺术史论围绕怎样评判齐白石(1864年—1957年)花鸟写意,一显一隐地纠缠着两条路径。其中,'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为标识的苏式路径之特点,是在用苏联理论模式把齐白石虚构为'人民画家',强调是齐的贫农身世造成了其绘画的民间趣味暨工笔写实(近乎'现实主义')。其始作俑者是王朝闻,这一路径自1952年至2013年,至少绵延了六十余年,堪称显性'主流'。另一条非苏式路径之标识是'以史鉴论''论从史出',其要害是解构'人民画家'说,还齐白石在艺术史的本来面目,证明齐之所以成为'齐白石',关键在其'衰年变法'(1920年—1930年),遂使其'画法'(技)从簪花工笔变为写意粗笔,其'画风'(艺)从冷逸寒鸟变为红花墨叶(温情虫草),其'活法'(道)从湘土画匠变为吴昌硕(1844年—1927年)后足以标志中国现代水墨之高峰的世纪传人。这条隐性'边缘'路径的代表是齐白石本人,其生前留下的《白石老人自传》《齐白石诗集》《谈艺录》作为非造型性文献(史料),当能启示后学从中读出另一条真正无愧于中国艺术经验的史学路径。

王朝闻论齐白石:“人民画家”话语再观照

1953年,王朝闻提出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是在当时居主导地位的人民话语体系中,立足民族艺术谱系,充分论证齐白石艺术杰出性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础上,史论结合得出的结论。这与将其置于1957年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苏联模式"和再度走强的阶级话语体系中,视为一个"以论带史"式的强制阐释性结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问题启发我们在艺术史人物分析和不同史学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结合,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