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

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以革命根据地人民监察实践为基础,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无疾而终的过程。人民监察通讯员揭发各种违法失职与官僚主义行为,宣传监察工作的意义,提出合理化建议,深入群众,反映群众问题。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融于新中国初期各种运动中,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提供了民众监督和干部接受监督的制度实践环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发展新型的民主制度,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和加强执政党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监察通讯员的设立有着直接理论渊源、前期实践基础,且深受当时时代环境的影响。在近十年的实践中,人民监察通讯员经历了设立、发展、调整与终止四个阶段。人民监察通讯员在揭发检举违法乱纪行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受制度设计本身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监察通讯员在工作中面临不少问题与困难。新时代加强人民监督工作应在坚持群众路线、构建科学合理机制、建设监督文化和打造融媒体时代人民监督网络方面努力建构和推进。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人民监察专员制度建构分析

由于公民诉求渠道不通畅,群体上访事件经常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完善现有公民诉求机制外,还应考虑拓展新的公民诉求途径。人民监察专员制度作为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对公民权利保护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可为公民进行利益诉求提供更多的选择平台和有效保护。西方国家已将其从一个宪法条文转变为活生生的制度,通过对西方监察专员制度的研究,可为中国构建人民监察专员制度提供许多有益经验。

和谐社会的媒介舆论监督与人民监察制度

媒介的舆论监督从政治上来说是在行使社会公权力或者说广义的公权力。在舆论监督实践中,媒介行使公权力常常受到阻遏,难以完全尽到社会责任并实现自己的道德追求,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羁绊和经济利益对监督者的诱拐。制度的问题要靠创新制度来解决,即建立一种新的监察制度———媒介舆论监督的人民监察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和谐社会对媒介舆论监督工作加强管理的制度,更是一种保障舆论监督,保障媒体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的保障制度。

20世纪50年代杭州市人民监察通讯员实践及其历史经验

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杭州市监察机关推行了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人民监察通讯员揭发违法失职、官僚主义行为;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督促加强管理、改进工作;宣传监察工作的意义与作用;依靠与团结群众,积极反映群众问题,提出建议,改善了职工的福利条件。杭州市人民监察通讯员的生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主要有:重视人民群众监督,发挥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巨大作用;调整人民监察通讯员队伍,注重纯洁和巩固组织;注重激励,树立典型,定期地奖励优秀人民监察通讯员;重视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

新中国初期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推行了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其组织经历了建立初创、迅速发展、普遍推行与调整巩固相结合三个阶段。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在运动中积极活跃,成为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探索行之有效的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积极宣传监察工作,提高了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其实践经验及启示是:监察工作必须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监察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实现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重视人民监察通讯员的制度建设,是监察通讯员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监察通讯员组织的普遍整顿

1956年6月至1957年,国家监察机关对人民监察通讯员组织进行了普遍整顿,呈现出广泛性、力度大的特征。通过整顿,人民监察通讯员人数总体下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人民监察通讯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因而整顿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并不持久。普遍整顿意味着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阵地的大收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调整也标志着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从空前活跃逐步走向停滞与沉寂。

人民监察制度、监察原则、法规与队伍建设——关于舆论监督置于人大监督之下的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的两项重要的民主权利:立法权与监督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人大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的监督出现了新的局面。舆论监督应置于人大监督之下。为此,发表四点思考:1.应建立舆论监督的人民监察制度,从制度上解决人民掌握舆论监督权的问题;2.应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舆论监督与监察必须在法制的规范下运作、以民主政治建设为旨归的原则和制订相应的舆论监督监察法规;3.应建立监察机构与组建专门的监察队伍;4.应制订舆论监督工作职责及工作准则。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监察制度述要

人民法院监察制度是行政监察制度变迁的产物,内部执纪者是其部门属性,维持审判自律是其制度功能。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虽未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但法官的多源监督格局却由此发生改变,继而致使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功能空间变得模糊,尤其体现为内部违纪责任追究的外部化,以及内部纪律规则制定的外部化。鉴于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功能乃是国家监察体制无法替代的,因此在继续保留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同时,尚需理顺人民法院监察制度与国家监察体制的关系,并实现二者在运作过程中的协调衔接,以此完善人民法院监察制度。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0年2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作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称现行行政监察法）自1997年5月9日公布施行以来，对于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依法行政进程的加快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监察的对象、方式、程序以及监察机关的职责等需要充实完善，因此有必要修改现行行政监察法。

行政监察的思考与重构

行政监察的思考与重构赵肖筠杨继勇行政监察作为行政系统内部设立的专门监督体系，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有效保障。监察监督主要有三个特征：１．主动性。与行政复议相比，行政监察是通过主动地检查、立案、控告等方式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２．综合性...

新中国成立前中央人民政府筹备述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筹建新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过程作一简要叙述。 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全国性中央政府问题提上日程,是在1947年10月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制定本条例。

原苏共党内监察制度探微

原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时期就曾建立起一个较为科学的党内监察制度,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后,这一制度几乎变得形同虚设,对党内特权官僚阶层毫无约束,成为党亡政息的原因之一,这是每一个执政党都应该汲取的教训。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聘请重庆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特邀监察员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重庆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特邀监察员于2013年5月聘期届满。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政府依法行政和廉政建设的监督促进作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规定，市政府决定聘请重庆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特邀监察员。现将名单通知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若干构想

廉政建设与行政监察关系十分密切。在廉政建设中，行政监察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根据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依法行使行政监督职能，查处行政违纪案件。我国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对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清正廉明，推进反腐倡廉斗争负有特殊使命。然而，由于...

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人民法院监察工作，严肃人民法院纪律，促进廉政建设．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法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制订本条例。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办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的函

沪府办函[2019]72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沪会办[2019]33号文收悉,按照市政府要求,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分别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作了研究办理,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一、关于修改《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本市法律援助制度的议案(第9号)目前,市司法局等部门已启动本市法律援助地方立法的相关课题的调研工作.

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是我国推行监察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以及反腐败工作的关键一步,留置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所规定的重要一项,其限制人身自由与部分通信自由。为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与人权保障原则的实现处于平衡稳定的状态,留置措施应于立法、权力行使、留置期限等多处进行完善。因此,应破除留置措施单一化立法的情形,推进国家反腐败工作顺利进行,提升反腐败效率,促进法治方式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