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研究的人物定性——噶尔丹研究之三

噶尔丹定性问题的症结点凸显在是否与沙俄勾结是否背叛清朝方面,并由此成为目前准噶尔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有很多论文对噶尔丹做了相对客观地评价,但新材料问世少旧材料的挖掘又遇到逻辑上的悖论而研究工作突破不大。本文将噶尔丹置身于十七世纪欧亚大陆社会转型的潮流中分析他的行为,并对民族历史人物定性的标准从哲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律学、政治学、民族理论等学科的角度综合再认识,以期为噶尔丹定性问题提供一些研究思路。

张天翼讽刺小说中“否定性人物”群像

张天翼作为左翼文坛的巨匠,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自觉传承鲁迅的"撕破"理念,以一种辛辣、犀利的讽刺风格,对一切社会丑态施以嘲讽。张天翼讽刺小说创作笔触广泛,他通过尖锐的笔锋塑造出一系列卑琐、龌龊的"否定性人物"群像。作者有意将"否定性"人物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意在揭露人物虚假、懦弱的本质,从而唤起国民加入到反压迫的斗争中来。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之意”与“作者之意”

《红楼梦》叙事存在着减少“作书人之议论”的倾向,借“人物之口”传“作者之意”成为一种重要的调整策略,但也伴生了人物语言与人物塑造、情节关联的矛盾或裂隙。“人物之口”同样为作者分担着人物评论的功能。探求“人物之意”,应注意区分人物主观意图与作者叙事意图的不同表意层次。以小说中的人物定性为突破口,有助于把握作者的创作本意,更为合理地解读“人物之意”。《红楼梦》作为经典文本,其意义阐释亦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但应避免将“超作者性”的解读混淆为“作者之意”。

《赎罪》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管窥

自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反对单一、固定不变的传统逻辑与原则，主张创新变革，强调开放性与多元性的思想主旨，业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在诸多领域被试验着。《赎罪》通过反传统叙事体裁——元小说的运用，模糊自身与其他各种叙事体裁的分野；通过情节设计、人物情感的不确定性，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确定性，从而向世人传达着后现代主义对于意义的理解：任何叙事只是一种叙述游戏，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其意义只产生于人造的语言叙述符号的差异。

《尾数》叙事技巧分析

《尾数》中福尔斯借助后现代主义技巧,如不确定性、开放性、互文性、元小说性等对小说构思、创作及理解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作家、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等一系列困扰作家的核心问题。

易卜生主义下自我认知的“悖论”——以《培尔·金特》为例

以易卜生笔下培尔·金特的人生历程为分析视角,分别探讨培尔·金特所经历的自我认识的三个阶段:自我认识萌芽——自我认识错位——自我认知内省。培尔·金特作为一个典型性人物,不仅不构成易卜生主义的"悖论",相反,却通过对人物性格的自我否定,呼应了"易卜生主义"所指征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伦理道德主义,成为了易卜生主义式人物。